继半年前Science在其官网发布揭露 FDA 与药企之间利益输送的调查文章后，近日，Science又起底世界7大超级慈善基金会，于 12 月 7 日在其官网刊发长篇文章《 Private research funders court controversy with billions in secretive investments 》（数十亿暗箱离岸投资，科研金主-私人基金会两面派作风引发争议），批判其中一些基金会的“两面派”作风：
这些机构都在资助一些可持续发展性质的科学研究，但暗地里开设的离岸基金账户所投的项目却与基金会的慈善宗旨截然相反。
图丨Science官网的报道（来源：Science）
文章中调查的 7 家慈善基金会分别是惠康信托基金会、霍华德修斯医学研究所、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戴维和露希尔帕卡德基金会，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以及大名鼎鼎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 7 家被调查机构中的“清流”，它是其中唯一一家未被发现有离岸基金账户的慈善基金会。其余 6 家机构近几年在避税天堂隐藏了多达 50 亿美元的资金，许多文件数据缺失、含糊其辞，表明私人基金会向离岸公司转移的金额或许更大。
图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此次调查中唯一的清流（来源：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众所周知，慈善基金会本质上并不是追求赚钱的企业，其成立在于通过接受个人、团体或其他实体的捐赠来支持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行动。但是，其中一些基金会发现他们无法获得尽可能多的捐款时，会选择转向投资策略，例如通过离岸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实现这些投资的最大回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离岸投资的经济学家 Gabriel Zucman 给出了他的“指控”：“这些基金会需要意识到，他们和犯罪分子、逃税者、窃贼在一条船上”。
图丨2017年由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公开的 Paradise Paper（来源：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
“双面慈善基金会”
一些读者可能会好奇，Science为什么会刊发这样的一篇看似偏向商业媒体的话题。而根据文章，作者 Charles Piller 尤其想探讨的问题是，这样的行为对科学界来说究竟会带来怎样的伤害。受调查的 7 大慈善基金会中，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可能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之一的慈善基金会，几年前，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资助的一项科学研究，阐述了空气污染的致命危害。基于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居民的长期追踪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吸入更多雾霾的居民，相比于那些呼吸新鲜空气的居民，更有可能死于癌症。
这项研究由香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联合发起，于 2016 年发表在学术期刊 Cancer Epidemiology, Biomarkers & Prevention 。对于拥有 293 亿美元资产的维康信托基金会来说，这只是其环境研究众多成果的冰山一角。维康基金会在官网上宣称，基金会志在通过卓越的研究和国际合作促进变革，以让城市发展更加可持续。
但是维康基金会没有说明的是，近年来该公司在环境研究投入的 12 亿美元是通过环境污染赚来的。在港大研究成果发表前不久，维康基金刚刚投资了为海运公司提供能源的瑞士公司 Varo Energy，Varo 提供的一个主要产品是廉价的船用“残渣油”，而这种燃料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研究显示，每年因为这类海运污染造成的过早死亡多达 25 万人。
图丨Varo Energy（来源：Varo Energy）
当然，维康基金会还没有傻到直接持股 Varo。Science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取得了代号为 Paradise Papers 的机密文件，这些机密文件源于一家世界领先的离岸交易律所 “Appleby” 。Science从这些机密文件得知，维康基金会向一家位于开曼群岛的离岸投资公司 - Carlyle International Energy Partners 注资 5000 万美元，通过这家离岸公司，维康基金会间接持有 Varo 公司的部分股权，维康基金会拒绝对此事置评。
大型投资公司常用离岸公司来达到避税目的，离岸公司是合法的，但是极富争议，因为人们无从得知基金会进行的活动是否合法，或有益于公共福利。
而维康基金会的这个案例反映了一些大型科研赞助者在离岸投资方面卷入的复杂争议，尤其是离岸公司所做的一些投资会抵消一些科研做出的正面影响。
几大慈善基金会数据：他们在离岸公司藏了多少钱？
文章的作者、Science的调查记者 Charles Piller 曾于洛杉矶时报等多家媒体任职调查记者，报道过全球多地关于公共卫生、生物战和传染病爆发等话题事件。Charles Piller 此前获得多个记者荣誉，包括 2016 年美国科学促进会记者奖章、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和开放政府奖章。
图丨Charles Piller（来源：Science）
他根据拿到的上述 7 家基金会的 Paradise Papers 资料、公开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和财务报表， 整理后得出的 7 大私人基金会总捐赠资产（Endownment assets）和已知离岸投资总额（Known offshore investments）的数据，如下图：
（来源：Science）
离岸公司非常神秘，Science通过审阅 Paradise Papers 多达1340万份文件披露的公开税收返还记录和财务报表，对于基金会到底向离岸公司输送了多少利益有了一些深入的认识。
Science的调查具体来说有以下几大发现：维康基金会向至少 57 个避税基金转移了至少 9.26 亿美元，其他离岸投资被显示为税收返还，虽然总金额不能确定，但因为维康转移金额如此之巨，处理该离岸交易的律所 Appleby，在 2007 年将维康基金会列为第 14 大客户；Howard Hughes 在离岸公司拥有 8.91 亿美元总资产，在 2017 财年，该基金会从离岸投资中赚取了 1.23 亿美元的利润；Robert Wood Johnson 在离岸公司拥有至少30亿美元的资产；盖茨基金会在离岸公司没有明显的投资；其他 3 个位于硅谷的基金会中，最多的一家向离岸公司投资了 1.68 亿美元。
图丨维康基金会（来源：基金会官网）
此次调查中涉及资金最多的维康基金会，此前曾声称他们致力于环境研究，但是他们仍然直接投资了壳牌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在全球的多个运营实体都遭到了来自环保和人权保护组织的抗议之声。维康基金会对此的解释是，对壳牌的投资能够使基金会更好地督促和监管壳牌，让壳牌更好履行自身的环境义务。至于究竟如何履行该项监管义务，基金会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同时，基金会通过开曼离岸公司对航运燃料公司 - Varo 的间接投资，更无法起到监管和促进环境职责的履行。
维康基金会辩解称，投资于壳牌和 Varo 产生的利润是基金会良好运转的前提，正是这些投资利润支持了对抗全球变暖的研究。Heron 基金会的 Dana Bezerra 对此持不同意见，她认为基金会应该做出合乎道德准则的投资，而不是以污染生存环境的代价从中牟利，然后承诺以后用挣来的钱改善环境。
事实上，基金会正在借助其声誉将其离岸投资活动合法化，投资者们也在凭借离岸公司这一工具达成合法避税、隐藏非法利润和洗钱的目的。
对于私人基金会庞大的离岸投资，基金会官员声称离岸投资是为了向捐赠资产更好地履行受托义务，但是包括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 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都谴责离岸投资公司在偷窃税收，并且帮助离岸避税的商业实践正常化，从而使离岸公司更多的服务于非法目的，这对于国际社会治理来说极为有害。
最近数十年，开曼群岛、百慕大和马耳他等小的国家和区域，通过许诺保密性、轻监管、轻税负甚至无税负，正在迅速成为避税天堂。高净值人群和资产总额庞大的各类机构正在越来越多地向这些地方转移资产。
以前私人基金会视避税为耻辱，但是现在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许多美国私人基金会的高管认为税收最小化是履行受托义务的必要手段。离岸公司也使私人基金会拥有更多投资选项和更好的财务顾问，而这些财务顾问多在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运作基金。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的 Ghisu 就声称，他需要寻找最好的财务管理人最大化收益，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他们的使命。维康基金会也持同样立场，他们声称，许多基金会都拥有离岸公司，而维康基金会长期投资策略的成功有赖于资产的全球化配置，离岸公司正是资产全球化配置当中重要的一环。
图丨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来源：基金会官网）
通常来说，基金的财务管理人，而非基金会本身做出投资决策，但是基金会在一些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案子上会予以否决。拿 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来说，他们不会参与对军火、酒精和烟草生意的投资，因为这些投资有违基金会的使命。
但是 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管理人的所作所为还是引发了不少争议。该基金会的管理人是黑石在开曼群岛设立的下属机构 - GSO 资本，资料显示基金会在2014年就开始重金入资 GSO，最近的申报材料则显示基金会在 GSO 资本拥有5亿美元的资产。而 GSO 资本因为投资 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臭名昭著，CDS 因为曾经造成2008年金融危机而被美国监管当局禁止，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比方说开曼群岛，GSO仍然可以自如使用这项金融衍生工具获取暴利。
在 CDS 策略上，GSO 着重关注那些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为这些公司故意贷款违约提供激励，随后 GSO 就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收获巨额利润。
今年四月份，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注意到了 GSO 的行为正在破坏市场信用和秩序，GSO 不得不从一项法律诉讼中撤出，与此同时，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的高管才注意到 CDS 这一问题，并声称 GSO 正在逐渐“弃用”CDS这一投资工具。
基金会的离岸投资在最大化收益的同时，大规模的避税实际上将税负从富裕人群和大公司转移到了中产阶层身上，政府税收减少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减少，并最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Robert Wood Johnson 基金会2015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贫困，是造成疾病和短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双面”行为的潜在危害
简而言之，Science此次的揭露，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是时候重新审视慈善基金会的“双面”行为。
慈善基金会在成立之初就已确定其公益目的或特定目的，法律有必要依据基金会的设立目的来衡量其各类行为的相称性：如果基金会更热衷于资金募集、对外投资获益而不是其设立目的的实现，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将引发基金会的生存危机。
而对一些离岸投资的批评者来说，离岸投资最大的缺点是不透明，因此捐赠者、赠款接受者和公众很难确定离岸投资是否和基金会所支持的目标相违背。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Science的文章指出，大多数离岸基金的名称含糊不清，几乎没有表明它们的投资目的。例如， Howard Hughes 在海岸相对价值基金有限公司（Coastland Relative Value Fund Ltd）和 Cerberus HH Partners LP (由一家以神话中三头猎犬名字命名的公司管理，神话中三头猎犬能阻止被诅咒的人从地狱之门逃跑)持有 1.87 亿美元资金。Robert Wood Johnson 则在另一家以猎犬为名的基金 Hound Partners OS 中拥有 1.43 亿美元资金。这三家公司都位于开曼群岛。
这些基金也很少向公众披露他们投资方向，有时，投资者甚至不知道离岸基金是如何使用他们的资金的。披露的合同中规定，投资者通常对基金的运作方式没有任何“法律责任或义务”，也没有义务核实基金实际上是否将其资金用于计划的投资项目。
因此，离岸基金的这种不透明性不适合那些基于社会福利目标而建立的慈善机构。
另外，基金会的这种行为最后是否会导致那些不利于被投公司的科研项目被搁浅，将是其在科学界可能产生的影响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类似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时轰动一时的糖类财团操纵科学研究将肥胖、心血管疾病的“黑锅”甩给胆固醇一样。
图丨轰动一时的胆固醇导致肥胖、心血管疾病的研究登上《Time》（来源：Time）
那么，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文中有受访者提出，为了减少道德冲突，政策制定者应该改变慈善机构管理规则。然而，基金会通常在国家和地方法律的框架下运作，因此说服政策制定者做出这样的改变可能很困难。
也有人给出了相对上述方法更为“自下而上”的一个解决路径，那就是基金会内部先进行相应改变，例如停止或者至少是遏制基金会为高管创造的“不正当激励机制”。
因为在基金会中，成员的薪酬往往与其投资组合表现紧密相关，良好的投资表现会带来丰厚的回报。2016年，Wellcome 公司的 Danny Truell（于去年退休）赚了580万美元，O'Neil 赚了180万美元; 去年，Howard Hughes 基金会的Landis Zimmerman 赚了300万美元。他们每个人都是各自基金会中收入最高的员工。在Wellcome，激励金额基于整个投资组合的表现。Robert Wood Johnson 将O'Neil 和其他人的薪酬与投资业绩和“投资目标与基金会的使命和战略目标保持一致”联系起来，使回报最大化，并确保没有资金投入烟草、酒精和军火业。
Bezerra 认为，要求管理者不仅将投资回报，还要将社会、环境和慈善目标放在他们投资选择的核心，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达不到财务目标。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当然，此类政策变更可能需要得到基金会董事会的批准。Smith 说，“在信托基金所承担的慈善使命与它实现收入最大化的投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当被问及信托基金在一家燃油商的持股是否与该慈善机构的目标相抵触时，Smith 没有做出判断回应。但他表示:“如果有些事情在道德上是可疑的，那么我会认为它应该在董事会层面会得到讨论。”
Dana Lanza 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她所在的 Confluence Philanthropy 鼓励基金会将投资选择与慈善事业联系起来。同时那些进行离岸投资的慈善基金会需要问自己一个基本问题：“为了这个世界，你该不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投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