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消费主义
在写完《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吗？》之后，我发现其中有个漏洞，就是这篇文章只阐明了婚恋市场上女性的优势地位，却没有解释女性的需求导向。文中只是说女性相较以往表达了更多的欲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情感上。
至于俞敏洪提到的“倾向于唐诗宋词”，这种话真不能看得太严肃，毕竟举例有偏差。这里姑且理解成俞敏洪认为女性应该在文化上有更高要求。然而目前中国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所谓“唐诗宋词”不过是文化事业的一个分支罢了，女性中喜欢话剧、音乐剧、电影、动漫等文化事业的为数不少，并不是俞敏洪所说的那样没有文化。
而我在《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吗？》也提到，如果你真的喜欢文化，那么你就要为之做点什么，比如亲身创造文化作品或者真正拿钱或用行动支持优秀的文化作品。我们自觉“非凡油条”这个号质量还可以，如果您真的支持文化事业，大可以支持我们好好写作并用合理方式变现。
说到这里，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你哪怕热爱文化事业，也是需要通过消费来支持的。
所以与其挑动男性与女性互相指责对方更败坏风气、更堕落（某些公众号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或是困在俞敏洪那段话里，倒不如从更高层次想一想，消费主义是怎么影响女性的？
我们做争议话题的讨论，也并不想煽动对立情绪，这样只会激发一批愚蠢的读者互相乱喷并最终进一步加深隔阂，对社会毫无益处。我想本号的读者应该不会那么愚蠢，也有足够的同理心能够换位思考。
族有闲阶级
凡勃仑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提到，在古代的阶级社会，出现了一批有闲阶级，他们依靠高贵的血统继承财产和地位，从而可以不事生产。这在西方就是封建领主们，他们日常要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其封地，并通过联姻和打仗等方式取得更多财富。另外还有参与战争是一个贵族男子获取荣耀最重要的途径。他们是不屑于从事日常的生产活动的。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则是诗书传家的世家大族。子弟日常任务是研究学问，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晋升为统治阶级一员，从而维持家族的地位和财富，甚至通过权力攫取更多的财富与更高的地位。同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君子不器是最高追求，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一个上述的有闲阶级成员，该怎么炫示其财富呢？
消费品是一个途径，但在当时可没有现在这样花样繁多的消费品。石崇和王恺斗富，也不过是把蜡烛当柴烧、摆出珊瑚树比大小而已。而在封建时代，人身依附性是另一大特点，于是另一种炫耀财富的方式是比拼谁能够养活更多的“代理有闲”者。这些“代理有闲”者，往往以该成员的正妻为首，包括一大群仆役在内。
按照凡勃仑的说法，“就一切阶级来说，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贵妇和仆从们的有闲跟一位绅士的有闲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所谓的有闲，指的只是这一阶级很少或绝对不参加生产工作，而不是对一切形式的劳动都避而远之。他们的有闲是一种职务，是一种外表上看来很辛苦的职务。当然，这种职务的表现形式大都是在于侍奉主人时的不辞劳瘁，或者是在于布置屋内陈设时的殚精竭虑。因此，主妇或家仆担任的职务往往是极其繁重的，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往往被认为是保证整个家庭安乐的关键所在。当然，这类服务是有助于主人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身体健康或物质享受的，也可以算是生产工作” 。
须知，在贵族家中参与这种“代理有闲”的贵妇和仆役，虽然生活比外面参与劳作的民众要舒适得多，外表也更为光鲜，但他们仍然是依附于贵族本人，为贵族的有闲生活服务的。
“脱离生产劳动的仆役阶级的有闲则是强制下的表现，根本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享受。一个仆役的有闲并不是他自己的有闲。只要他是仆人，就不能把他看做是纯正有闲阶级中的一个次级成员。实际上，他的有闲就是来自一种借口，是一种专门增进其主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职务……
“在仆人的动作和生活作风中，这种从属关系的迹象显然是存在的。在很长的经济时期中，尤其是家庭主妇基本上还处于奴役地位时，也就是说家庭仍然以男性为主时，这位主妇的情况也往往是这样。为了满足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需求，仆人不仅应当表现出卑屈逢迎的态度，而且应当表明他的训练有素和实际经验。虽然仆人和主妇应当完成某种任务，并显示出服从的性格，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当表明，他们十分熟识服从的技术”。
男人赚钱，主妇消费
无论是西方的领主阶级，还是中国的地主官僚阶级，在封建时代的地位是很稳固的，这是由于漫长的封建时代生产力增长较为缓慢，技术进步也较迟缓。而等到资产阶级在西欧取得胜利之后，资本主义释放出的强大生产力让任何封建时代的财富积累都变得不够看了。
于是新的有闲阶级取代了旧的有闲阶级，大资本家固然可以有闲，但一些中下级中产阶级也开始效法大资产阶级，搞起了“代理有闲”——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代理有闲”，因为这些中下级中产阶级，比如小商人，本身依旧从事着生产活动，“有闲”的那部分就交给了代理者。
由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瓦解、家电的普及以及中下级中产阶级本身就没有多少资源供很多人“代理有闲”，所以一般的中下级中产阶级家中的“代理有闲者”只有做主妇的妻子。
即便如此，这种“代理有闲”也是中下级中产阶级男性的巨大负担。“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一个男子刻苦耐劳，尽力工作，仅仅是为使他的妻子可以在适当的方式下，为他执行一般程度上的代理有闲”。
“代理有闲”让中下级中产阶级男性付出很大代价，也消耗了主妇的精力，归根结底是为了迎合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准则。“所谓家庭的例行事务，极大地消耗中产阶级主妇的时间和精力。这种性质并不是说这位主妇照料家务时，通过美观与整洁的家庭布置的效果不适合于中产阶级礼仪训练有素男子们的口味，而是要迎合爱好，是在礼仪准则的淘汰性指导下形成的” 。
“代理有闲”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下级中产阶级男性在外赚钱，主妇在家操持家务的模式，使得主妇能够掌握财政大权，“由主妇执行代理消费的要求，从金钱尺度已经低于可以容许代理有闲要求存在的那一点来看，它依然存在。关于礼仪上浪费精力的任何虚设行动，即使有也已经很少看到。表面上的有闲肯定已不存在有意识的企图，却依然要求主妇为了家庭和家长的荣誉消费财物” 。
虽然看上去让主妇管钱、主妇引领消费是主妇享受的权利，但凡勃仑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一个由古老制度演变的后果，不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妻子都要为丈夫做苦工，她是丈夫的动产，是为他生产和消费的，只不过现在变成执行消费的人，所消费的就是她丈夫所生产的”。
总之这种安排大大减少了主妇的社会关系积累与职业水平提升，而男人们也感到心有不甘：自己赚的钱还要被别人“代理消费”。
既然谁都感到吃亏，为什么这种安排还会出现呢？
上层规训，下层效仿
这仍然是一个生活方式上谁的话语权大的问题。很显然，大多数人更愿意盯着比自己高的阶级，“就荣誉这一点说，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其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是社会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这些标准，并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为较低阶级的义务” 。
较低阶级对较高阶级的效仿，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确定，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串到最下阶层，每个阶层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层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如果在这方面没有能获得成功，他们的声名与自尊心就难免受损。因此，他们必须力求符合这个理想的标准，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这点。”。
于是，哪怕是较低的阶级中，妻子一方执行代理消费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上层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被普遍效仿了，这种要求事实上对女性形成了规训，其规训的方向也就是使女性成为合格的“代理有闲”者，显示出不事生产的特征。
“属于上层阶级主妇的职务逐渐转变成执行代理有闲时，女性美的典型也就发生变化。在那种环境下所公认的女性美的典型，应当是出于一贯严格执行有闲生活的结果，或者是与这种生活相协调一致。在骑士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对美女的描绘中，有身份的妇女应当处于永久受保护地位，审慎地避免一切实用工作，而由此产生浪漫主义的女性美典型，所着重的主要是面容，所仔细玩索和刻意品评的都是五官的秀丽、手足的纤巧、身段的苗条，尤其是那袅袅的细腰” 。
这种规训已经深入人心，比如无论是西方的束腰，还是中国的缠足，都是对女性在身体方面的规训，塑造她们不必亲身参与生产劳动的形象。长久的潜移默化影响下，人们都会觉得束腰或缠足的女性是更美的，尽管无论是缠足还是束腰都严重损害了女性的健康。
“代理有闲”是怎么规训女性的
在上层阶级影响下，生活方式的规训随处可见，比如那句听上去押韵又似乎有道理的“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就是在阐述这种男性生产劳作，女性代理有闲的生活模式。
而对女性的规训中，如上文所述，“貌美如花”仍然是为了彰显有闲，“尽显风流姿态的高跟鞋、作为妇女服装特色的长裙以及其他种种宽衣垂饰都可以表明一种强制执行的有闲，表明她很难从事最简单或最必要的体力劳动。我们喜爱那种贴地长裙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代价高昂，在于它能使穿的人步履维艰，使她无法从事任何有用的劳动。当然，留长发的原因也在这里”。
彰显有闲的作用也深刻影响了女性的消费观念，她的活动范围是在家庭以内，她应当在那里起“美化作用”，应当是全家的一颗明星。这一礼俗使得妇女不断注意衣着和其他装饰的炫奇斗富。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继承族长制而来的，那么证明家庭的支付能力就成为妇女的职能。
“依照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的荣誉应当由属于这个家庭的妇女特别关怀，并主要是通过荣誉消费和明显有闲获得证实。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尤其是在较高金钱阶级的生活中，妇女的经济职能就是对物质与劳力的明显浪费”。
这就能解释很多问题了。
比如前段时间MobDataQ3手机报告指出，使用苹果的多数是女性，未婚族较多，高中以下学历和本科学历较多，大多数月收入小于3000元，其实就是未婚女性（应该多数为学生）受到这种消费观念的影响的结果。
反倒是有子女的已婚女性所用手机品牌多为价格低一些的OPPO和VIVO，可能是因为家庭生活中的消费方面更多一些，女性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反而少了一些，也无怪乎某些女性认为结婚生育就是“消费降级”了——花在家庭上的钱多了，花在自己身上的钱相对少了。
而女性热衷如选择OPPO和VIVO这样主打美颜功能的品牌，苹果用户下载频次最多的手机软件是美图秀秀，也说明了其背后的女性群体是按照男性的审美需求被规训，比如展示丰满的胸部、白皙的脸、苗条的身材等，展示的是不适合体力生产，适合代理有闲的形象。
都是韭菜，谁嫌弃谁呢？
又要拿出我们的老朋友，这个知乎问题的截图了。这个问题下，不少男性对他们接触的类似阶级的女性产生了“凭什么她们那么能花钱”的疑问，如果你读完了本文，想必会对这一疑问有更深的理解。
结合之前的《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吗？》，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优势较大，就得逼着男性有更强大的提供“代理有闲”空间的能力——尽管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不算低。
而“代理有闲”本就是从人身依附关系的时代传下来，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则表现在了大量消费上，而这也是效仿上层阶级的结果。
在阶级存在的父权制社会，一个较为下层的男性如果不能尽力效仿上层阶级，结果就是难以吸引女性，这个道理也是《中国女性择偶标准是“赚钱”吗？》里引用的凯特·米利特的那段话阐述的那样：“女人往往能够超越男权制社会中通常的那种阶级分层，因为无论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的阶级关联比男性要少。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它与任何一个阶级的联系都是附带的，间接的和临时的。”
然而大多数人都是不明白这些关系的，于是只盯着身边的现象，指责和自己阶层差不多的异性。各路公众号也趁机而动，尤其是不少掌握着巨大话语权的女性向公众号，一方面鼓吹着“好看的女孩都自带烧钱属性”，极力鼓动消费主义；另一方面极力挑唆性别矛盾，仿佛全天下男性都是渣男一样。
处在消费主义中而不得不按照游戏规则继续下去的人，无论什么性别，都是一颗自主的棋子罢了。有男性朋友觉得自己不服，不会被消费主义洗脑，那为什么男性宁愿默认这种“代理有闲”也要谈恋爱、结婚呢？当然，从上面的问题来看，很多男性已经对此感到厌倦了。
所以男女之间因为消费争吵有什么意思呢？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总有需求适合你。
没有？请复习一下《真假难辨是刚需》，没有也能给你造出来。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