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场卷席了全球大量的科学家、维权人士、媒体、以及出版方的学术研究所有权的争议，今日迎来一个关键的小高潮。
根据Nature官网 12 月 5 日报道，在开放获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图书管理中心及学术研究资助机构表示，他们计划支持让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出版后就能立即免费阅读。
这一消息来自本周于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召开的 Open Access（开放获取）2020 会议，一同宣布的还有中国对“S 计划”的支持表态。今年 9 月，来自 11 个欧洲国家的 11 个研究资助机构启动了“S 计划”，该计划要求所有受资助发表的科研文章到 2020 年要实现开放获取。
（来源：Open Access 2020）
但 S 计划的关键组织者 Robert-Jan Smits 表示，中国的这一立场是对倡议的支持。
“这是全球开放获取运动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我们早就知道中国正在考虑加入我们，但中国能如此迅速、并毫不含糊地加入我们，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他说。
不过，此次的表态似乎仅是一个信号，目前我们尚不清楚中国的机构何时会开始实施开放获取的新政策，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完全采用 S 计划的具体细节。
图丨 Robert-Jan Smits（来源：Horizon: the EU Research & Innovation magazine）
据Nature报道，在 3 份立场文件中，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NS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和自然科学基金会（重要的研究资助中心）都表示，他们“支持 OA2020 计划和 S 计划的要求，会尽快将发表后的公共资助项目的研究论文即时开放获取，我们支持各种灵活、包容的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另外，文章还提到，“我们要求出版商不能因订阅期刊转为开放获取而提高订阅价格”。
论文垄断与“开放获取”运动
有人也许会问，学术期刊的订阅费到底有多贵？据面向图书管理员的商业期刊《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的调查显示，一份美国化学学刊的年订阅费平均为 4773 美元，而最便宜的科学通论学刊的年订阅费也有 1556 美元。对于不属于高校或研究室等机构的个人来说，这种价格让学刊变得遥不可及。而对于财力雄厚、却要订阅多种学刊的机构来说，这种价格让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了。
“在过去的 20 年里参与订阅采购的人知道，学刊的价格已经成为图书馆预算中最大的通胀因素”，《图书馆杂志》的调查总结道。
把所有学刊的订阅费加在一起，一所大学每年要向出版集团支付 50 万到 200 万美元。就连财大气粗的哈佛，在 2012 年也曾表示他们已经难以承担越来越贵的学刊，尤其是两个在 6 年里涨价 145% 的出版集团。德国康斯坦茨大学（University of Konstanz）甚至因为价格在 5 年里增长了 30%，在 2014 年全面停止订阅 Elsevier 的学刊。
（来源：Elsevier）
这些学术出版集团之所以可以大肆涨价，是因为该行业已经实现了寡头垄断。据研究显示，全球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都是由 5 大集团出版的：Reed-Elsevier（里德-爱思唯尔），Wiley-Blackwell，Springer（施普林格），Taylor & Francis（泰勒弗朗西斯），以及根据采取标准的不同，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美国化学学会）或 Sage Publishing（塞奇出版公司）。
要知道，在 1973 年，仅有 20% 的研究论文是由前五名出版公司所出版的；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只有 10% 出版于这“5 大”。如今，几乎所有学术领域都至少有一半的研究成果出版于 5 大出版集团，而一些领域，比如心理学，甚至有 71% 的论文发表于 5 大集团的学刊中。
整体来说，学术出版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出版商之间的合并、飙升的订阅费、以及上升的净利润率的市场。与一切垄断一样，这种权力给这几大出版集团们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个别出版集团还曾经提出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涨价要求。
中国图书馆界就曾有过这样的经历。2010 年，曾经发表过公开信，抗议外刊及数据库涨价太离谱。
当时，国际出版界大鳄、知名出版商 Reed Elsevier 在 7 月份给中国用户发出了一个新的订阅方案。该方案提出其全文数据库在下一个合同期（三年）内每年涨价 14％以上。国内图书馆界作为订阅方，对此感到愤懑，发出一封公开信表达了中国图书馆界面对超出预期与承受能力的“涨价”的愤怒，也表达了愿意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与各国际出版商进行对话和协商，共同寻求符合用户权益、符合出版商和图书馆双方合法利益、合作共赢的有效解决办法的愿望。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正如这次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战略规划组组长张晓林（Xiaolin Zhang, chair of the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of NSTL）在 Open Access2020 上所表示的，任何关于开放获取在中国没什么吸引力的观点都是误导。2014 年以来，中国的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一直鼓励并资助科学家以开放获取的模式发表论文，并在线公开归档稿件。
他认为，“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大约 70％的中国研究论文，但还是必须以全价或高价购买这些文章，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张晓林所提到的这一“困境”，也是很多学者、高校师生所面临的问题：如果你不想为一篇论文付费，那么你的合法选择其实不多，你可以求论文作者给你一份（这是个灰色地带），试图在免费的开放获取学刊中找到这篇论文，或者在开放获取文库（比如 Arxiv.org）中查看作者是否上传过预印版。
而对于开放获取运动人士来说，由于大多数科学研究都是由政府（用税金）资助的，付费学刊让科学成为了一个需要纳税人与科学家双重付费的产品。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哈佛开放获取项目主任 Peter Suber 是开放获取运动里最活跃的一员之一，也是 2002 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倡议的作者之一，这份倡议被广泛地认为是“开放获取”的定义：“可以在公众互联网上免费获得”，并且定下了在 10 年内让开放获取成为默认的出版方式。
这个目标虽然还未实现，但是该运动已经激励人们创办数千个开放获取文刊（比如 PLOS），以及让开发商被迫允许科学家们将他们论文的预印版上传到开放获取库中（比如 Arxiv.org）。就连政府都开始支持这一运动：在 2013 年，奥巴马政府要求联邦政府旗下部门所做的研究必须在出版后 12 个月内上传至免费文库中。
如何迎接新的变化？
根据Nature官网的报道，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张晓林表示，政府现在将敦促中国资助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术图书馆，尽快让公共资助的研究成果达成免费阅读和分享。
他表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 (NSTL) 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NSL) 都会支持政府的要求，并且很快就会实施政策。他预计资助机构将推动所有中国的研究人员适应这些政策。
他也呼吁出版商与中国图书馆的代表在会议上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谈判。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的 Open Access 2020 会议集结了来自五大洲的研究基金和研究执行机构代表团，也是开放获取运动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研究界团结一致共同解决学术收费墙系统的问题。
（来源：Open Access2020）
来自中国的表态也让国际上的学术出版商感到意外。Springer Nature首席执行官 Daniel Ropers 在会议第二天的问答会议上说道，“这是在开放获取问题上，中国发出的第一个明确信号，我们的先前印象是，中国的开放获取运动并不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紧迫。如果确实如此，我们非常乐意参与其中。”
他说，Springer Nature已经提供了广泛的开放获取期刊，并将考虑在所有科学学科中进一步发展开放获取。但他表示，包括Nature在内的高度选择性订阅期刊仍然需要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来适配上文提到的 S 计划。
不过，一些科学家在会议上表示，他们担心的是这些变化对于他们的科学评估以及最终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历史学家，德国哈勒全球青年学院成员 Koen Vermeir 说，“我们非常支持开放式科学，但是，在高质量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再也无法在Nature或Science上发表文章，那么它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对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