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授19年前在印度贫民区的墙上挖了个洞，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几天前，一个在柬埔寨暹粒卖旅游纪念品的小男孩，惊呆了全球网友。

他的语言天赋简直让人望尘莫及：会说至少9国语言，而且不只会简单用语，还能随意切换，对答如流。当被问到是如何学会这么多语言时，小男孩表示是跟各国游客学来的。

不用说，小男孩也是为了生存才培养出了这样的技能，事实上，这恰恰是自我组织式学习的一个生动案例。

前几天，库叔和15位乡村校长一同赴夏威夷檀香山市参加“2018未来学校大会”。

这个会在当地非常知名，每年一届已经办了十年。

在这届会上，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育、交流和语言科学学院的教育技术教授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为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风靡全球的“墙中洞”实验（The Hole in the Wall）。

苏伽特·米特拉（Sugata Mitra）

正是这个“墙中洞”实验，让自我组织式学习的概念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库叔深受启发，也对全球各类教育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论这些实验时间长短，所处背景有多各异，或多或少对中国当下的传统教育都能产生一定的启示作用。

文 | 库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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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中洞”实验

苏伽特的实验其实很简单。

20多年前，苏伽特受聘担任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NIIT）的首席科学家，具体负责“公共空间智能终端机”（相当于现在高铁站里的自动售票机）项目的开发工作。

印度国家信息技术学院位于新德里的办公大楼紧邻着卡卡基贫民区。办公大楼的旁边是一片荒地，当然，这片荒地也是附近孩子的板球场。

为了试验“公共空间智能终端”项目的可行性，同时也为了检验他在1988年写的一篇论文（其中提到可以让孩子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自己玩电脑），1999年，苏伽特决定在办公大楼的外墙上安装一台只能通过鼠标操作的电脑，屏幕面向荒地，电脑离地一米左右，外罩金属盖子，既确保电脑安全，也方便孩子们使用。

安装好后他就在一旁观察。

他发现，成年人路过的时候一般都是视若无睹，而孩子们不一样，他们会停下来，指指点点，甚至上去摸两把。

但也仅此而已。苏伽特马上意识到自己在旁边待着可能比较碍事，于是他藏了起来。画风有点奇特。

这似乎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后来，他安装了一个监控器，之后就离开了。

过了三个月再回来，他惊奇地发现，从没接触过电脑、也不会说英语的孩子们竟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浏览网页、下载，甚至还掌握了一些生物、遗传学的知识。

手脚沾满泥巴、满脸好奇的拉金德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如今他已是小有名气的电脑高手。当时他只有八岁，父亲是泥瓦匠。刚开始时他还有些害怕，他用小黑手往屏幕上一戳，看到上面的箭头移动后，吓得一哆嗦。不过很快他就喜欢上了这个神通广大的“家伙”。拉金德和小伙伴们在网上“鼓捣”一番后，竟然找到了一首印地语儿歌，大家欣喜若狂。由于学习能力强，拉金德很快就成了孩子们的“老师”。

拉金德还琢磨了不少用印地语传授心得的法子。他不是用电脑屏幕上使用的英语，而是用印地语把箭头称为“针”，他指点小伙伴们：“看，‘针’刺到哪儿，哪儿就有反应。”他还把电脑上的沙漏计时器说成是个“鼓”，因为沙漏的形状很像他们常见的一种鼓乐器。他指导伙伴们一定要有耐心：“等一下，鼓里碎沙都掉下来之后，你要看的图画才能出现。”

苏伽特在印度各地重复这个实验，也反复在南非、柬埔寨等很多地方去做这个实验，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给孩子们一个工具，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自学上网，学习新知识。没有教师，没有课堂，学习照样可以进行。这就是“自我组织式学习”（Self-Organized Learning）。

之后，苏伽特把问题难度逐步提高，尝试帮助孩子们学习越来越困难的内容。他曾经问8、9岁的孩子非常复杂的问题，孩子们都给了他很多难以预料的有趣答案。

“云端学校”实验

苏伽特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这样一个招聘广告：

“有没有老奶奶每星期来帮我照顾一下孩子们？老奶奶不需做任何专业指引，只在孩子做完事情后，满怀爱心地赞美一声——太棒了，再做给我看看！”

这就是“奶奶云”（The Granny Cloud），为什么用“奶奶”这个称呼呢？因为奶奶就是常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的。

2013年，苏伽特获得了100万美元的TED奖金，开始研究一个项目，将自我组织式学习和“奶奶云”结合在一块儿，称作“云端学校”（The School in the Cloud），但它其实是一个实体学校。

除了现场有老奶奶志愿者给孩子们提出问题，并提供鼓励外，其它一切都靠远程实现。云端学校更像日常教育的补充，像学习的“网吧”——仅在周末和放学后运营。

苏伽特的团队一共建了八个云端学校，五个在印度，两个在英国，一个在美国。

这是印度最偏远的一个校址所在——恒河入海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芒果林，这个地方有很多孩子，他们条件非常艰苦，没有电没有保健没有学校。

这里的云端学校有六台电脑。三年之后，在这个丛林中间，孩子们学会了上网，学会了英语，学会通过网络搜索任何信息。孩子们会主动问苏伽特：“你知道芒果为什么对地球很重要吗”这样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所学校，教室周围是透明的，外面可以看到教室里任何东西。这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就是早上来开门，晚上来关门。孩子们在这里的电脑上提出各种问题，或者自问自答。

云端学校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苏伽特说：

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不管任何语言，他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读写，不需任何附加材料。因为互联网并不知道阅读者是孩子，它会给孩子呈现各种信息，孩子们不知道哪些适合读，所以什么都读，反倒提高了阅读理解能力。

通过广泛的阅读，还提高了孩子们的幸福感，他们觉得自己很棒，每天都在迅速进步。因为恶劣的学习环境，他们能够把所有东西都记下来，迅速学会沟通和协作；因为没有人帮他们，他们只有彼此帮助，互相协作。

它也开始影响学校老师，推动了他们的改变，并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老师们发现，“云端学校”的真谛，不是让老师远远地走开，而是跟着孩子，陪他们到他们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苏伽特一直在持之以恒地进行着他的实验。“20年的工作只拿到了三个图表。”他自嘲，“好在大学付给我工资”。

“八年研究”实验

更早向传统教育发起挑战的是美国。

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步教育协会(EPA)发起一项大规模教育实验——“八年研究”(the Eight-Year Study)，又被称为“三十所学校实验”，目的在于通过实验建立中学与大学的有机衔接，协调中学升学与就业的双重目标，验证或确立进步教育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八年研究”是上世纪30年代进步教育协会兴盛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进步教育一系列教育实验活动的延续。

三十所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在实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实验的初期，三十所学校制定的教育改革目标十分丰富，也有许多共同的目标，但缺乏一个突出的主要目标。所以，人们很难在合作学校的早期实验报告中找到明显一致的主要目标。1937年，合作学校的主要教育目标开始逐渐清晰，成为学校教育实验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个目标来源于美国社会生活方式和民主理想，那就是：美国中学的全部教育活动都应该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化身，任何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都不应偏离保持和促进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

于是，合作中学在教育目标的两个方面达成了一致：满足青少年的需要；保护和延续民主的生活方式。

大萧条时期男子喝粥度日

“八年研究”中的课程改革被视为“20世纪五项最有意义的课程事件”之一。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许多中学毕业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只好又回到中学注册。他们既没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准备，又缺乏相应的就业能力。面对这种情况，许多美国中学和校长提出或赞成重新制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计划，同时又避免使学生完全失去升入大学的机会。课程改革的过程中，美国现代课程的基本理念也逐渐清晰，那就是课程开发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课程改革本身并不是结果，手段永远不能同目的相混淆。

此外，在“八年研究”中，教师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合作中学的教师始终都是实验研究的主力军，学校所有的实验计划都和他们息息相关。教师不再是远离学校事务的聘用人员，而是共同承担着学校各项任务和工作的合作者。他们不会只教授固定的教材和内容，会主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越来越充满自信。

从1936年9月开始，合作中学的毕业生陆续进入了合作大学，“八年研究”开始了第二个最关键的阶段——对来自合作中学的2108名毕业生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300余所大学按照协议接受了这些不参加传统入学考试的学生。

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合作中学的毕业生无论是使用大学的标准来衡量，还是用实验的指标或同龄人的评价来评判，都比对照组要好一些。

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十所学校在“八年研究”早期最富有意义的经验就是研究和确定了学校所期望获得的成果。这些目标可能是，学校期望帮助学生了解自身情况，学会如何与别人一起工作，明智地阅读并通过语言和写作恰当地表达自我，学会如何进行问题研究和调查，接受教师的指导，以及能够激发和扩展学生的兴趣。

“八年研究”是美国教育史上实验规模最大、实验组织最严密、实验涉及范围最广的教育实验。令人遗憾的是，“八年研究”没有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实验中发现的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和验证。当时美国国内形势全面转向应付战争，美国社会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国际，战争的阴影笼罩在整个北美，一切教育实验活动都让位于为国家总动员做准备。所以，“八年研究”的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使实验本身形成一种持续的推动力。

“宽松教育”实验

没能继续进行下去的还有日本的“宽松教育”实验。

2016年5月10日，时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在很多人看来，这意味着日本正式宣告“宽松教育”失败了。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出“宽松教育”的理念，到80年代将“宽松和充实”写入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到90年代在《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削减学习内容和学校时间、增设大量“综合学习时间”，并于2002年在中小学全面实施，再到2016年全面终止，“宽松教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显著增加，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优越起来的家长对激烈的竞争压力导致高强度的学业要求产生质疑。围绕教育如何适应经济高速繁荣，日本社会进行了大量公共讨论，减轻学业负担、改革大学入学考试的呼声甚至成了政治上的关键问题。

一个集中的质疑就是：生活条件大幅改善了，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学得那么苦？

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怨声载道的社会情绪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发布教科答复报告《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指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这个答复报告直接依从了民众缓解下一代学业压力的诉求，成为著名的“宽松教育”的标志，也成为此后主导日本基础教育30年的方针。

30年间，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大体包括：降低教学大纲的标准（缩减课本）、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例如将小学至高中的总课时从5821课时减少至5785课时，《中学指导要领》的册页从261页减少至123页，公立中小学每周上课5天（原本6天），学生报考公立中学不能填学校志愿，只能按片区随机入学等。问题是，这些直接减负的政策手段根本没有达到减负的效果，还产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由于宽松教育政策只能约束公立教育部门，民众的升学需求和竞争态势并没有变化，可想而知，对于更有竞争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过私营办学机构来满足。在日本，私立学校的教育费用通常是公立学校的2-3倍，更不用说课外补习学校的花销。由此，“宽松教育”政策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供给，日本中产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进，势必付出巨大。

除了经济压力，“宽松教育”政策整体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标准，看似学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选择学习的空间，其实这个年龄的学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需求，甚至不够了解竞争游戏规则。自主选择适合的教育资源既超出了学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数家长的见识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会规则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多数家长在为孩子做学业选择时手足无措，心态焦虑。私营培训机构的营销诱惑、家长间的模仿与攀比、恨铁不成钢和病急乱投医等心态都会造成超量教育、过度补习，结果又加重了一重学业负担——不仅无效，更可能适得其反。

“宽松教育”政策降低了达标的底线要求，却完全不为最优秀、最努力向学的学生提供国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荣誉感——因为宽松教育反对大规模的竞赛、考试和选拔，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整体学力连年显著下跌。而日本的中产家庭承受着最大的学业竞争压力，他们本身对下一代也抱有最强的通过受教育来维持阶层或向上流动的愿望，因此生育率也越来越低。这些都是当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彻底放弃“宽松教育”。

最初，改善填鸭式学习的初衷，是希望把日本的下一代从沉重的教育包袱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思考力”、“想象力”和“生存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竞争。

结果，10多年的实验结束后，出生于1987年到2004年、接受“宽松教育”长大的“宽松世代”被当做失败作品。大人们常揶揄“所以说宽松君们不行嘛”，随意就给他们贴上了“脑袋不好使”、“想法好幼稚”、“没有责任心”、“缺乏社会性”这类标签。

“优等生”实验

如果把日本的“宽松世代”都送到新加坡去，他们大概会面临更加残酷的考验。

新加坡教育实行全国性分流制度，通过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残酷的分流制度下，优等生和差生形同陌路。

具体怎么分的呢？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个学校全年级的学生会进行统一考试，按成绩分班，好的越好，差的越差。通过分流，优等生和差生泾渭分明，他们即使在一个学校也基本没法交流，更不可能成为朋友。这样的“优等生”教育引来了很多人的质疑。

网络上流传着一段采访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