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装备了洋枪洋炮还被洋人暴打,袁世凯的新军到底新在哪?

编者按:一直以来,网络上都有所谓古代军队与近代军队有代差的争论。但对于这种争论大多集中于近代火器的使用之上。今天冷兵器研究所就从中国军队近现代化的开端——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说起,讲一讲怎么判断军队是否近现代化了?

▲袁世凯

西方殖民者凭借着“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的清王朝大门,这种说法大家想必耳熟能详了。1858年,英国驻清公使额尔金目睹了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得意洋洋地在日记里写道:“有一个排的优秀欧洲士兵,带上足够的弹药,就可以踏遍中国。”欧洲军队的火力优势可见一斑。

▲英法联军攻进大沽炮台后,清军尸横遍野

而晚清军队被西方列强轮番按在地上摩擦这一现实,也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但他们主要认为是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所以他们努力的方向不是革新军事思想,而是努力装备西洋兵器,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群拿着热兵器的旧式军队。这种成败全看大将个人能力的军队,盛衰周期非常短。结果这些军队以及与袁世凯新军并称为“北洋三军”的甘军(董福祥部)、武毅军(聂士成部)在面对明治维新后的日军,以及八国联军时仍然抵抗无力。

以甲午战争时淮军的表现为例。清军行军作战全无章法,还没走到有效射程之内,士兵便开始放枪,只求吓唬人而不管实际效果如何。日军耐心地等清军消耗完子弹再来攻击,清军没了子弹只好弃甲曳兵而走。

炮兵同样废柴,淮军坐拥火力强大的火炮,但应用时还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套路,步炮不会协同。一打起来,步兵溃退而不计炮兵死活,裸奔的炮兵也无法持续作战。更甚者,炮兵人才严重不足,全靠老师傅带徒弟、带出几个算几个,作战中一消耗,大炮便哑了火。诸如此类问题,反映的并不是淮军士兵智力低下、能力落后,而是军队建军思想、训练思路和各种体系的不完善。所谓中体西用的弊端,在此暴露无遗。

而袁氏小站练兵,营制上先是效法德国,后又学习日本。但光学其形远远不够,湘淮诸军也用的外国营制,思想不变还是不堪使用。袁世凯则在建军思想上下了大功夫。按照他的部署,一批优秀的北洋武备生参照西书,陆续制定新建陆军一整套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先后形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与《训练操法详晰图说》两本重要的军事典籍,为新军提供了全套理论基础和操作办法,从而彻底摆脱了旧式军队的思想桎梏。

▲袁世凯训练出的清末新军

训法上袁氏也不厌其细地制定了《操场暂行规则》、《出操规则》、《打靶法式》、《将领督操》以及考试、考勤、考绩、奖励、惩罚、校阅等多项章程,让诸营练兵有法式可依。这种训练模式的好处在于,号令意识从此慢慢植根于将卒思想,一改旧军队严重依赖将官个人素质的弊端。而所谓的整体优势,就是从这里发端。不管将军是岳飞式的名将,还是刘光世式的怂货,靠科学严密的章程训出来的部队,基础都不会太差。

其二是组织模式新

袁氏新军的部队编成,大踏步向世界先进标准靠拢。其作战要素,在指挥层面有兵备处、参谋处、教练处,在兵力编成则分为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可以说近现代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

袁氏专门制定了《募兵格式》,定制:征兵年龄限于20-25岁之间,体格要求“力大限平举一百斤以外”、“步限每一时行二百里以外”、“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小站新军最初只有7000余人,经过袁氏大力扩军,规模也仅仅1.4万人。人虽少却号令严明、训练有素。八国联军侵华时,清军驻扎在京畿的武卫诸军五损其四,惟有武卫右军——也就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保存了下来。但就是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个中原因,虽有政治捭阂,但袁军的实力确也不容小觑。

袁氏还提出了类似现代军队政治审查的制度,要求所征兵员“报明三代家口、住址、箕头数目”,兵员所在地的村庄庄长、首事等联名公举,所征之兵必须有家属。还明确吸食鸦片者一律不收。这就极大保证了新建陆军的兵员质量。

旧军队官长吃空额是约定俗成的做法,袁氏也作出了制度性改革。他在《募练新军章程》中明确了“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二钱、每日口粮一百文”的薪资标准,还成立了粮饷局,将发饷权力收归主将,各营营官不得干预发饷事项。用制度对抗贪污虽非万能,但制度定的越是细密、公开化程度越高,将官贪污时需要知情的人就越多、牵涉面就越广,贪污成本随之成倍提升。在这方面袁氏是清末走的最扎实的,虽说不能根治贪污,但也令军队士气面貌大大改观。袁氏还组建了中国最早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宪兵队。宪兵队的意义在于维护各军军纪,以专门机构负责专门事项,这是法治精神在军队中的体现,也是保持纪律性的有效办法。

其三是人才来源新

军官是维系军队的核心,近现代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军官的来源。旧式军队军官任用往往取决于上一级官长,选拔途径和标准一看是否忠诚,二看领兵带队能力如何。这种方式并非全无是处,但没有固定标准,全靠主观判断,往往容易用非其人。甚至有时只看忠诚忽略业务,选上一个只会听会话的庸将。李鸿章选用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本是淮军步兵将领,他的上位只能保证北洋水师绝对服从于李氏,但对水师建设没有丝毫裨益。

美国人拉尔夫·尔·鲍威尔在其著作《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中国的指挥官在基本的战略、战术和使用武器方面,显示出可悲的无知。把人送到这些为当权者提拔起来的、老而无用的指挥官手下作战,是一种犯罪行为。”

有鉴于此,袁世凯对兴办军事院校非常重视,在其一力推动下,清朝先后组建了北洋陆军武备学堂、北洋行营将弁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北洋军官学堂等综合类学校。军事学校的专业体系也逐渐形成规模,诸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等,可以说为北洋军提供了系统的人才来源。“北洋三杰”段琪瑞、冯国璋、王士珍均是从武备学堂毕业,这无疑为新建陆军迅速成军、迅速形成战斗力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1898年,英国海军少将来华观摩武卫诸军时说道,按照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惟一准备齐全的……能称得上“达标“的劲旅。西方标准并非绝对正确,但在当时至少代表了世界军事的顶级水平。袁氏新军脱胎于旧军队,却能长出一棵新芽,确实并非泛泛,否则焉能造就一个称霸中国三十多年的北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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