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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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教育文化比较
2. 营商环境比较
3. 居民生活比较
4. 启示与建议
1.1 教育：中国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
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2016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2%，其中财政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8%，低于美国的4.9%（英国5.7%，法国5.5%，德国4.9%，日本3.6%，韩国5.1%）。考虑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中美在人均教育经费上差距较大。
2015年，中国成人识字率为96.36%，美国为97.04%，基本相当；中国学龄前和小学毛入学率分别为84%和100%，高于美国的69%和99%；中国的中学毛入学率为95%，略低于美国；但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48%，大幅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86%。2016年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2年；美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68年。
201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强榜单显示，中国仅有5所（分别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排在27和30位；美国共43所大学进入前100强。中美教育更为根本的差异是教育理念的差异，中国注重集体性，强调思想的统一；美国注重个体性，强调培育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
中国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低于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仅为美国的1/5。教育部和《2017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留学生总数为485万人，在华留学生人数49万人，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31.72万人，占总人数的64.85%；赴美留学生人数达108万，其中中国生源占33%，印度占17%，韩国、沙特阿拉伯均占5%，加拿大占3%，墨西哥、日本、越南、中国台湾均占2%。
1.2 科技：中国科研投入与美国差距较大，基础科研薄弱，高等院校为主体的研发占比偏低，论文发表数量超过美国，但质量与美国比存在差距，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
中国科研投入与美国差距较大，中国侧重于试验发展阶段，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阶段占比低于美国20个百分点，基础研究投入额仅相当于美国的1/4，亟需推动科研事业单位改革。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176.6人，美国为4232人，中国约为美国的1/4。2016年中国R&D国内支出237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美国为5103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中国科研投入占GDP比重为2.12%，低于美国的2.74%，排名靠前国家的研发强度普遍维持在3%左右。
从支出结构看，2015年中国在试验发展阶段研究的投入占比84%，基础研究占比5%，应用研究占比10.8%；美国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比分别为16.9%和19.6%，共36.5%，高于中国的16%，更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
从研发主体看，中美均已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具备可持续的内在驱动力，但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比，高等院校研发占比偏低，为7%，低于美国的13%、日本的12.3%、德国17.3%、法国的20.3%和英国的25.6%。由于基础科研主要在高校，企业主要是应用研究，决定一国长期竞争力的是基础性研究，我国在此方面严重不足，源于科研管理、经费管理和评审制度的缺陷，激励机制不足，亟需推动科研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知识产权。
中国论文发表在数量上超过美国，但质量上与美国存在差距。2016年，中国在科学与工程（S&E）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达42.6万，首次超过美国的40.9万。而中国论文引用率排名前1%的论文占比1.01%，美国为1.9%。
WIPO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专利授权量32万，排名第一；美国专利授权28万，排名第三。从专利申请的领域分布看，中国在生物医药技术、半导体、计算机技术方面与美国存在差距。中国在高铁、港口机械、民用无人机、数字安防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在芯片、操作系统两大领域处于全球垄断地位。
1.3 文化：美国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数量是中国的5.3倍，中国图书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低于美国，中美大学生分别偏爱故事类和哲学类书籍
美国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数量是中国的5.3倍。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我国博物馆达到4721个，公共图书馆有3166个，每17.6万人拥有1个博物馆和图书馆。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美国现有33100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共图书馆11948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6%），平均不到0.8万人就有1个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
中国国民综合阅读率（含电子媒介）略高于美国，但图书阅读率、人均阅读量不及美国。据中国新闻出版社调查，2016年中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图书阅读率为58.8%，成年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美国综合阅读率为76%，图书阅读率65%，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5本。
中国学生偏爱故事类书籍，美国学生更喜欢哲学类书籍。中国大学生借阅榜排名前三的图书：《平凡的世界》、《明朝那些事》、《射雕英雄传》；美国大学生借阅图书排名前三的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
2.1 营商环境：中国排名落后于美国72位
美国的营商环境明显好于中国，美国企业的平均寿命超过中国。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78，美国排在第6位。从各项分项指标来看，中国除在执行合同（5/190）方面好于美国外，其他排名如保护少数投资者（119/190）、纳税（130/190）、跨境贸易（97/190）、开办企业（93/190）排名均靠后，尤其在办理施工许可证以及纳税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开办企业时间是美国的4倍，美国大企业平均寿命是中国的5倍。2017年中国企业开办时间为22.9天，美国为5.6天。据美国《财富》杂志，中国大型企业平均寿命是7-8年，小企业的平均寿命是2.9年，平均寿命约3.5年。美国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足7年，美国企业平均寿命12.5年。
2.2 基础设施：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但与美国比仍有较大差距
中国基础设施取得巨大发展，但铁路、公路、轨交里程、宽带等信息基础设施与美国比仍有较大差距，分别相当于美国的56%、71%、27%和70%。世界银行发布的“物流绩效指数(LPI)”显示，2016年我国物流发展指数为3.66，低于美国的3.99，物流绩效指数反映出的我国基建水平仍低于美国。2017年中国在224个城市拥有229个机场，铁路总里程12.7万公里，其中高铁总里程2.5万公里（占世界66.3%），电气化铁路里程8.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2.2公里/万平方公里。美国共计5136个公用机场，铁路总里程22.5万公里，为全球第一，中国铁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56%；其中电气化铁路里程1600公里，中国的电气化铁路里程是美国的53倍，铁路密度为233.7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中国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为5021.7公里，美国为18264公里（11349英里），中国相当于美国的27%。中国公路里程为47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3.1万公里，美国公路里程为66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9.2万公里。2016年，中国的每百人中的宽带用户为23人，美国为33人。
中国贫富差距大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医疗开支、人均居住面积等大幅低于美国，恩格尔系数为美国的3.6倍。2016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5，美国为0.415，贫富差距大于美国。2017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2.6万元，约3849美元；美国人均收入4.5万美元，为中国的11.6倍。2015年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2401.7美元；美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3.6万美元，为中国的15倍。2017年中国居民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107.2%，占GDP49%；2017年美国居民负债占可支配收入105%，占GDP的80%。2016年，中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8平方米，其中城镇居民36.6平方米；美国人均住房面积为90.2平方米。2016年，中国人均医疗支出425.6美元；美国医疗卫生支出9535.9美元。2016年中国平均寿命为76.25岁；美国为78.69岁。《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9%；2016年美国恩格尔系数为8.3%。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上升较快，但仍低于美国，意味着我国居民生活质量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17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752，排名世界86/189；美国为0.924，排名世界13/189。
中国人均耗能量、人均耗电量均相当于美国的1/3。2014年，我国人均耗能量为2237千克油当量，美国为6956千克油当量，中国人均耗能量相当于美国的1/3。我国人均耗电量为3927千瓦时，不到4000，美国在1960年便已突破4000；美国人均耗电量为12984千瓦时，中国人均耗电相当于美国的1/3。
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尤其是汽车大幅低于美国，洗衣机除外。2017年，中国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数量为95.7，电冰箱98，彩色电视机123.8，汽车37.5；美国每百户家庭拥有洗衣机数量为82台，电冰箱130台，彩电230台，汽车197辆。
中国每万人拥有的医生和床位数高于美国，基础医疗好于美国，但是由于投入资金有限，医疗质量有待提高。2014年，中国每万人医生数为36.3人，高于美国的25.7人；中国每万人的医院床位数为38个，高于美国的29个。
消费支出结构方面，中国居民在必需品方面消费较大，美国服务类消费较大。2017年中国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占比29%，美国为7%；中国医疗支出占比8%，美国医疗支出占比17%；中美居民在居住方面消费均较大，2017年中国居民居住消费占比23%，美国居住消费占比18%。
中国近些年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各项指标在国际上总体进步，值得肯定。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仍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在部分总量领先性的指标上，人均差距依然较大、质量较美国低。中美差距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的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积极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的进步及中美仍存的差距只是表面现象和结果，本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制度与改革。
（1）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梳理政府职能，压缩事权和支出责任，精兵简政，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
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的同时不增加财政风险，只能匹配以同等的支出减少，刚性的基本财政运转和社保资金必须保证，因此只能精兵简政，缩小政府规模。对于财政供养人员“只进不出”、冗员以及岗位设置忙闲不均的状态，引进绩效考核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以精兵简政腾出的财政资金用于为企业和个人减轻负担，放水养鱼。
（2）加大科教文卫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我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投入的资金偏少，人均投入更是稀少，要加大投入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方面通过加大投入，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3）改革科研、教育管理体制，推进行政事业单位改革，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加强基础研发
美国已经形成一套严谨的科技管理体制，形成“决策-执行-研究”三层架构，并由国会立法监督。在决策方面，美国总统享有国家科技活动的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执行方面，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资助体系，包括国防部、卫生与公共福利部、NASA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农业部六大部门，与独立机构共同承担组织科学研究、指导科技政策的责任，分工明确。研究方面，联邦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和非盈利科研机构四类主体形成了有效的分工协作。联邦研究机构主要从事重要技术的应用研究与部分基础研究，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企业侧重于试验发展，其他非盈利机构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或私人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对前三类主体形成补充。
中国在科技体制上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和目标不够聚焦等问题，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制定政策、目标与战略，通过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对项目进行集中资助，由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进行研究。相比于美国，中国近年来意识到制度环境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但相关法律制度与专利制度还不够健全。资金使用上，中国目前在预算分配时主要依靠中央机构的集中决策，部委之间、项目之间的竞争性不足；对科研项目的评估主要依赖科技部下属的国家科技评估中心，主体相对单一；而美国科技体制更注重预算、项目竞争和评估，在立法部门，审计总署还会对联邦部门的政策和项目进行评估与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高效、正确。
必须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国外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强化多来源的成果评价机制，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聘请国际科研人员，主要考核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加强基础研发，降低政府机构研发的比重，提高高等院校研发经费的比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放开教育行业管制，改革教育理念，充分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生产思想与人才。与美国比，我国学前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严重滞后。
（4）全面推动改革开放，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服务业开放，强化竞争
第一，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辄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什么样的产权更有效率、什么样的产权是无效的。改革的目的是用有效率的产权替代无效率的产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因此，国企改革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第二，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5）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鼓励民间投资和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关键是要给企业家提供安全、公平和低成本的环境，依法治国，保护企业家精神和财产权，稳定预期。在纳税服务、企业开办流程、跨境贸易等不足的方面改善营商环境。在融资、准入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6）积极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发展直接融资尤其是风投、地方性中小银行解决创业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国当前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直接融资占比偏低，不利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融资。
（注：本文转自泽平宏观，预判经济形势，解读公共政策，及时提供资讯，推送专业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