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对传统小说与评书有所了解的朋友，肯定听过一个词响马。他们是山东独有的一种马贼，在实施抢劫前，往往先射出一支响箭，故名响马。诸如《说唐》《隋唐演义》中，程咬金劫王纲，抢了靠山王杨林的钱物，就是山东响马的经典抢劫方式。但奇怪的是，山东并不是产马地，为什么盛产马贼呢？
山东多盗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该地虽然作为孔孟之乡，也不是传统产马地，却持续数千年一直盛产盗贼。自秦汉直到晚清，马贼的记录一直不绝于史。综合考察山东的人文地理和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不难看出，山东盛产盗匪特别是响马贼，是多种原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
一是山河交错的复杂地形利于造反
山东省丘陵极多，特别是鲁中，丘陵密布连绵不断。胶东半岛次之，鲁西最少，以平原居多。这种地形，极易土匪和强盗往来。山东丘陵地区的海拔平均在500-600m，所以孔子登上1500多米高的泰山，顿时发出小天下的慨叹。
山东丘陵的等高线非常稀疏，虽然山势连绵，但山与山之间交通孔道非常多。官军若是以大部队追捕盗贼，盗贼船小好掉头，能够迅速利用低矮丘陵四散躲避。毕竟山头都不高，翻越一个五、六百米的山头也就在40-50分钟之间。如果骑马，山路不陡，更能迅速逃跑。以章丘、莱芜交界处的锦阳关为例，该关虽然号称齐郡南境锁钥，细察其地，锦阳关山体坡度不到20°，山脊线平缓，山谷宽可行马。如果从山侧越关，人甚至可以骑马行进。
隋末齐郡章丘群盗王薄、孟让等，他们最初盘踞起事的长白山（非东北长白山）就是典型的低矮丘陵。该长白山在今山东滨州与济南交界一带，西距古齐郡（今济南）仅一百二十余里。王薄率义军屡屡袭扰齐郡、章丘等城，官军剿捕数次战败。个中原因就是，义军起事之初人数不多，能胜则战，不胜则退，散入丘陵山区，大部队追捕极难。即使化整为零追上了，又无形中削减了数量优势，剿杀很难取得胜绩。
这种情况，决定了山东盗贼在交通方式上更多依赖马，以提高机动速度。马越多，名声越大，留给官方和民间的印象就越深。故而山东马虽然不多，但一旦被盗贼搜罗到马并发展成马队，极易造成响马横行的假象。
鲁西和西南地形又有不同。鲁西南属黄淮平原地貌，黄河自鲁西南进入山东，古黄河经常改道或决口，据统计自1855-1938年，黄河在山东境内行水83年，其中57年决口378次。近现代情况如此，古代气候条件与近代并无多大差异，治黄技术更是不如，决口势必更多。再加上古时鲁西湖、泽甚多，隋唐之前，黄河下游的一个巨大湖泊，隋唐以前，这个大湖南北三百余里，东西一百余里，从现在的巨野县城向北一直到现在的梁山县北。五代以后，由于黄河屡次决口冲击，湖面被淤积，由南向北逐渐干涸，现在的巨野、郓城、嘉祥及梁山南部，淤积成了平地，北部则成了梁山泊。
《水浒传》描述的梁山聚义虽然有很多想象成分，但确实也反映出，河网交错、湖泊密布，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盗贼窜伏来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时鲁西区域的盗贼极多，997年有鄄城、单州（单县）、金乡、巨野之盗，1017年有齐（济南）、郓城盗贼出没，1043年京东（今豫东、鲁西南一带）贼处处蜂起。几乎每过二三十年，就会有强盗出没。这种频率，也是没谁了。
二是糟糕的地区灾荒
山东之盗，总体上胶东较少，鲁中和鲁西较多。同省而有如此差异，大概受气候和农业条件影响。山东中西部是传统农业区，洪水、涝渍和干旱灾害都很频繁和严重。据近世比较靠谱的统计，清代268年中，山东出现旱灾233年次，涝灾245年次，黄运洪灾127年次，潮灾45年次。按清代建制全省107州县统计，共出现旱灾3555县次，涝灾3660县次，黄运洪灾1788县次，潮灾118县次，全部水旱灾害达9121县次之多，平均每年被灾34县，占全省县数的31.8%。
更要命的是鲁西南是传统的人口密集区，以鲁西荷泽市为例，现在下属7个县有4个人口都过百万（单县106万、巨野101万、曹县167万、郓城122万），即使人口低于百万的，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都在700-800之间。而据统计数字，城镇区域人口密度每平公里为1000人，上述诸县都是农村地区，可见人口之多。不光现代，古代也是如此，隋时曹县县均人口在1.5万户，彼时河南山东县均户数在1万以上的都是大邑，淮河以南县八千户的都算多的，丹阳（今南京）一带县均只有5000多。
黄河入鲁第一站曹县（隋末义军猛将单雄信、唐末造反总Boss黄巢的家乡）几乎是受灾专业户，每逢大灾，便要出现大规模饥荒。当地流传过一段顺口溜：“一年决，二年荒，三年四年吃不上。”频繁决口导致黄泛区农民无法生活，要么流浪他乡，要么群起为盗。由于鲁西南、鲁西北地区处在多省交界处,官府的控制力较弱。山东官府追剿，要么逃入河南、江苏，要么避入河北。彼处来剿，再窜回山东，所以成了久治愈之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朝有位官员总结过，山东“盗贼之起于郓巨,盛于菏曹,南扰归德,东走丰沛,而东北蔓于兖沂、泰安诸属”。各省边境的盗贼也往往互相勾结,难于扑灭,以致鲁西多盗浸淫成俗。
而来往于多省之间，无疑要借助马力。形势之需，迫使山东盗不得不到处购买抢掠马匹，以作流窜之用。据《清实录山东史料选》记载：“其余如沂州属之幅匪、武定属之枭匪及土匪、骑马贼,随地皆有。”马贼来去如风，极难追捕，一来二去，各处盗匪竞效仿，响马之名，也渐渐闹了出来。
三是强悍爽质的民风社情
但同样是农业大省，同样灾荒频仍，河北河南就没有山东类似的情况。看来山东多盗，与本地文化传统也有关系。
强盗界的祖师爷盗跖就是山东人。山东是墨家思想的发源地，墨子思想中的“万事莫贵于义”，而盗文化最重一个义字。墨家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他们“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后世墨家思想虽然衰微，但其中一些精神无疑为齐鲁之人重义犯禁提供了思想渊薮。到了宋元以后，《水浒传》的广泛传播，更是为山东盗文化增添了决定性的一笔。重义轻利、替天行道、以武交友等风气逐渐成为山东独有的地域标志。
同时，尚武习气也助长了盗文化的盛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以“隆技击”著称。《荀子·议兵》载：“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载：“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在千百年的文化传承中，尚武好斗、仁侠犯禁，无疑是强盗屡出的直接支撑。北宋王禹偁所撰之文《济州龙泉寺修三门记》也称山东巨野：“民俗犷戾，揭竿啸聚，率以为常。”
晚清时山东曹县盗匪如麻，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骧实在逼得没招儿，无奈想出了“将曹州贫民移往黑龙江一带开垦荒田。业已商准,袁宫保（袁世凯）拨款照办矣”。当然，话说回来，虽然山东盗多成习，但并不代表山东人民天生就爱当强盗。之所以老是出响马，主要原因还是天灾人祸交加，逼得人们吃不上饭，这才相聚为盗干没本儿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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