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激增几乎是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但是简单、粗暴地清理人口，就能解决城市人口爆炸的问题吗？
外来人口何去何从？
拥挤、嘈杂大概是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对北京生活最为切实的体验了。地铁、公交、公园、商场、银行……几乎所有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拥挤不堪。北京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口源源不断的流入，而人口也似乎成了拥堵、污染、治安等其他问题的罪魁祸首。
城市人口总量接近或突破当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极限，几乎是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上海、广州等人口超级大都市都不得不面对，如交通拥堵、环境严峻、资源高度短缺等“城市病”的困扰。既然人口是北京“城市病”的核心，清理人口也似乎“理所当然”。于是，这些大城市都悄悄开始人口整顿，例如在北京对群租房、地下室已经开始了清理，很多多年居住在北京地下室的人们不得不举家迁移，离开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故乡”的北京；北京近郊很多村子开始“封村”禁止外来人口进去；没有北京户口想在北京买车、买房的条件非常苛刻……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超过百万的漂泊在京的大批“外地人”言，不仅自己的权益难以获得保护，还在身份认同上，造成心理与情感伤害。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没有北京户籍的流动人口，特别是从事服务行业的低收入人群。
但是粗暴地把低收入的外来人口“清理出”城市，就能解决城市人口爆炸的问题吗？人口问题也几乎是所有经历过城市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曾面临过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完善郊区，分散市区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都会区域之一。随着二战后经济的逐渐稳定和发展，大量外来人群移居香港，同时香港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迅速提升。短时间内，香港人口数量爆炸性地增长。1945年，香港人口大约为60万人，而到了1950年，人口总数便已急速增长到接近200万。
人口激增给香港当时的住房、环境和社会带来了巨大压力，旧有的市政设施不堪重负，居住环境和卫生环境也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并没有用任何强制性的手段控制人口，而是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房屋建设工程，把大量公屋建在市区外围，完善市区外围地带公共基础设施，使香港市区的人口逐渐迁移到市区的外围地带。
但是到七十代初期，传统的市区及其外围地带渐趋饱和，人口增长又成为新的问题。从1973年开始，香港着手规划并实施新市镇发展计划，吸引大量人口从传统市区向新市镇迁移。香港逐渐从以港岛和九龙传统市区为单一中心的集中式城市体系转型为由各新市镇所组成的多中心式城市体系。
美国虽然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很低，但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没有例外地遭遇到“大城市病”，在20世纪上半叶，少数大城市人口数量急剧膨胀。但很快这势头被遏制住了。1950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的59％在中心城市，41％在郊区；到1990年，这个比例正好反了过来，60％人口在郊区，40％人口在中心城市。
美国是如何疏解中心城市人口的？美国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强制性的“清理”做法，而是在郊区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把交通、教育、文化各方面的资源向郊区倾斜。不仅政府直接在郊区进行大量投资，而且对私人投资给予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以吸引私人投资。在郊区，无论是师资质量和教学手段，还是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等，郊区远优于中心城市。如1996年，59%的郊区学生可上互联网，中心城市的比例只有47％。
不仅如此，英美等国还采取了分散政府机关的做法：英国中央政府机关曾实行过三次疏散，1972年，英国公务员总共有69万人，其中一半以上在伦敦市区以外工作。美国的华盛顿也曾经疏散了许多政府部门，如国防部、地质调查总局，大大缓解了华盛顿市的人口压力。
此外，西方特大型城市普遍限制大型企业、事务所在市中心的扩张。比如，在伦敦新建、扩建和改建工厂总建筑面积超过1250平方米，要提请有关部门批准；巴黎对市中心新建办公楼征收高税，称“拥挤税”；东京规定市区扩建、新建事务所都必须得到行政厅的许可，另外对市中心的事务所提高固定资产税；纽约还规定限制大公司限制停车场的面积，目的是为了限制公司地盘今后的发展。
强行限制不管用
与任何生产要素的集聚一样，人口集聚既有效益也有成本。效益与成本的比较，是市场行为，企业会比较，劳动者自己更会比较，一旦效益低于成本，人口就不会继续集聚。通过生活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愿意住在城市的人，尽可以来到城市，只要他能负担得起生活费用。厌倦城市生活的人，或者想要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的人，可以去城市以外购地建屋，或者发展自己的事业。从上面这些经历过城市人口大爆炸的城市和国家的经验来看，完善郊区的基础设施、分散城市的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控制城市人口的办法。
反观我们现在的情况，城市发展极不均衡，越是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越能借助国家赋予的特殊政策，使自己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将所辖市、县的人才、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到城市中心。以北京为例，既是政治中心又想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优质资源都向北京集聚，只要这些中心或者中心的审批者都在北京，人口就会不可避免地流向北京。
如果政策制订者不分散大城市过于集中的功能和资源，却把解决城市人口问题的矛头对准流动人口和普通百姓，企图强制性地用行政手段限制或驱赶外来人口，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这种不合理、不人道的强制做法，无法保障一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
政府都希望出现“奇迹”——人越少越好，GDP越大越好。一个城市又要疏解人口，又要做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奇迹”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清理群租、地下室，可能短期内会减少人口，但产业功能不疏解，人口很快又会重新聚集。在日益沉重的人口压力和负担下，如果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核心资源的外移，北京人口压力和资源负荷的难题或许将永远无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