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什么话题最让你头疼？没错那就是“又涨价了”！吃、穿、住、用、行，几乎所有跟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涨得离谱。有人做了番调查说，我们的物价“赶英超美”，甚至比美国还要贵。
中国物价到底有多高？
最近，有网友经过比较后发现，在美国，除人工服务（如理发等很贵）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让人瞠目结舌，而洛杉矶的物价在美国还数比较高的。
在洛杉矶的购物中心，国内一套卖3万元左右的意大利阿玛尼西服，用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很多其他品牌的服装和皮鞋都不到国内价格的一半。汽车、家用电器类商品更便宜，同样品牌同样配置的车，美国的价格要比国内的便宜一半左右。一台售价499美金的笔记本电脑，同样品牌同样型号同样配置的在国内电脑市场的报价为6000元人民币。在美国随处可见中国人一边挑选商品一边惊诧着：“这里的东西怎么会比国内便宜这么多？！”
有人说，这些国际名牌商品考虑到进口到中国要征收很高的关税，再加上运费等因素，所以在中国卖得比西方贵，虽然价格扭曲，也能理解。但是，很多中国制造的商品在中国居然也比美国贵，就让人费解了。华盛顿一家著名百货店里，标着“Made in China”的一套七件套的锅，打完折70美元，不到500元人民币，而同样质量的不锈钢锅，在国内一只就得数百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叫人惊奇的是，就连“国粹”大中华香烟和茅台酒，在美国也卖的比中国便宜。
一颗大白菜的制度成本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物价高的这样离谱呢？很多人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有人说是这几年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飙升，这确实是一大因素，但问题是美国现在也滥发货币，物价腾飞的速度却没中国这么惊人。
最近，大白菜引发的自杀血案也许可以揭示出更深层的原因。
就在人们惊呼物价高涨、连大白菜也吃不起时，4月份一条令人痛心的新闻很快流传开来：山东一菜农因大白菜收购价低至8分钱一斤，他种的大白菜亏本上万元，而不得不绝望自杀。8分钱一斤的大白菜，到了城里的市场价竟然达到1元多钱一斤，这其中的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说是中间商盘剥了大部分利润，事实上，由于蔬菜是一个竞争行业，各环节都很难获得暴利，这次中间商同样也在亏本。都在亏本，究竟谁在赚钱呢？新华社最近援引的一个官方数据似乎揭示了症结所在：国内物流总成本占到了GDP的21.3%，而发达国家仅为10%左右。新华社举了一个令人相当困惑的例子说，1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元到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
原来，正是运输环节的成本居高不下，才导致城市菜价贵，菜农那边却又菜贱到活不下去的奇怪现象。而运输成本的高昂，除了众所周知的油价上涨的原因外，更有经济体制所导致的成本，这种制度成本体现在从生产到流通以及交易等各个环节，飙升的物价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制度租金。
所谓“制度租金”，就是权贵者利用制度赋予的权力来寻求一己之利，高速公路本来是用银行和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其中部分需要收费还贷，银行贷款还完就该停止收费。但权贵者哪里舍得放弃这样坐地收钱的好买卖呢？于是全国公路收费站遍地开花，据专家估算，全世界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中国公路的高额收费令全世界为之失色。这样的高额收费正是“制度租金”的体现。
这样的制度租金，使得上海到贵州的运费，高过上海到纽约的运费，。一辆大货车如果从上海出发到贵州，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1000多元，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检查的费用。而常年跑货运的司机几乎每次上路都有比过路费还高的罚款和敲诈。
制度成本下的灰色交易
而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这些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
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这些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称，“中国制度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4万亿到5万亿元。”这些租金都陆续摊入了物价，由弱势阶层买单。我们的物价飞涨，工资却纹丝不动，这物价上涨的钱都流哪去了？都被权势阶层拿走了。
巨额的租金总量，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正是这些制度租金，生发出了民生脆弱、权贵横行的两极分化阶层。
制度成本导致效率低下
巨大的制度成本，不仅导致贫富分化，物价上涨的钱都被权势阶层拿走了，而且层层叠叠的制度本身也导致了物品成本的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了物价的上升。
人类的经济活动离不开完整规范的制度，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制度本身是有成本的。一个政府如果设置了太多管制审批制度，即使政府办事人员完全是清廉守法的，制度本身也导致效率低下，消耗了巨大的社会成本。比如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事事要审批的制度，迫使体制内外不管大官小官、是官是民每天都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时间，拖延企业发展。
美国的经济学家曾经比较了美国和秘鲁两国制度成本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同时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和秘鲁首都利马各申请注册一家小企业，结果发现，两国的行政效率有着天壤之别。假设两家企业一天各花6小时同当地政府部门打交道，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一切法律手续；而在秘鲁，这一过程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
中国与秘鲁的情况很相似。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价格必定要层层加码，才能保证自己有微薄的收入。
制度成本不仅导致效率低下，还使得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对称，行政几乎可以随意增加审批权，也可以以各种名目加税和收费。政府随意干涉市场，物价涨了，要控制价格；物价跌了，也要控制价格。政府手忙脚乱，非但没有任何意义，反而打乱了商品流通自然节奏，使物价越调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