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成都警厅发布了一条《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通令：“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固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
一时间女子剪发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搅动着成都的街头巷尾，成为了成都公共空间街头文化的中心议题，也为成深巷高门大户人家饭后茶余的话题。
这条禁令可视为中国头发风俗史上的最稀奇古怪的政府告示。而其背后的故事却与五四风云激荡中，中国西南一隅封闭而开放的成都的现代女权主义兴起相关。
“凡我同志，一律剪辫”
五四前夜，男子剪掉辫子已为个人生活的常态，短发是辛亥革命最直观的标志性成果。1911年11月上海独立后，就满街张贴告示明令：“凡我同志，一律剪辫。”
1912年3月5日，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剪辫令”，通告全国，限20日内“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1914年7月北京政府发表《内务部提倡剪发之文告》，用白话文指剪发的益处：一是便于劳作，能多挣钱；二是防止机器缠绕，求安全保命；三是有益卫生，不油污枕被，减少生病；四是避免旁人耻笑侮弄，以求从众自尊。
而在内陆的成都，1911年初，少年郭沫若进入成都分设中学的一张留影还是光头留辫的，剪辫之风并未深入内地。然而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
1911年的11月25日，闹了四五个月的四川终于独立了。郭沫若在《中国左拉之待望》里回忆了那天成都同学们剪辫的经过，还专门描述了被叫为“精公”的李劼人同学剪了“拿破仑头”的模样。
所谓“拿破仑头”和“华盛顿头”，是那时候男子剪短发的通称。但细分起来，男子短发却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只是剪去辫子，将剩下的头发剪成齐耳短发。有的则更短，只有寸许。短发又分为平头、中分、偏分、向后梳等不同发式。
而这场轰轰烈烈剪辫子留短发运动，似乎只与男子相关，剪发为男人应有之幸福。中国女子的短发革命，还要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
身体革命“从头做起”
清末民初的女子习惯，幼女留双短辫，少女梳单长辫，成年妇女挽发髻。束发结簪表示已为人妇，为处女生涯的完结，这是“结束”一词的由来。
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中国旧女性的发式都以长发变化的：年轻姑娘的髻式——元宝头，髻中插簪，在髻旁插满以鲜花或以珠花，或以金翠、珠、珊瑚、玉等制成茉莉针排列于髻端。
年未及笄的少女，额旁挽一团髻，其状如蚌中未出之珠，因此叫做“蚌珠头”，并以珠翠、花朵如白兰花等插于髻旁以增美态。此外还有少女额前留有“前刘海”式，成年女性的“巴巴式”、“杨州桂花头”、梳“荡七寸”髻式的等等。
在现代社会之前，男子蓄长发，短发，东西方不同年代不尽相同。而女子长发，东西方文化则是惊人的一致。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前前后后，新女性剪短发，在中国沿海城市，或在北方的大城市多半是由西风东渐，自然而然的结果。
而在成都，中国西南一隅的内陆都市竟然成为死水微澜里的轩然大波。
在法国巴黎的周太玄与李璜，以“巴黎通讯社”为平台成了始作俑者。在中国北京的王光祈，以“川报”记者的身份，在第一时间内，将如火荼的北京五四运动的新闻传递到成都。
成都“川报”主编李劼人则以加编者按的形式，加重要版式的安排，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尽力扩大化。那时，成都真是全中国新文化运动三个重点城市之一，与北京和上海同步。
成都新女性身体的革命一定要“从头做起”，于是新的故事必定发生：成都出现了最早剪短发的三女子——陈竹影、李倩云和秦德君。
成都三女杰
陈竹影、李倩芸、秦德君三人都曾为新社团“直觉社”社员。她们剪发是因为参加学生组织“直觉社”的活动，需要经常去男高师去开会，为了行动方便常常女扮男装。
对于女子剪发，这种在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举所遭遇的非常之事，秦德君回忆说：
我们女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但是人们每天天蒙蒙亮就要起床，点起油灯梳长辫子，又做早操，又上自习，再吃早饭，那太匆忙了。为了节省时间，我索性就把长辫子剪掉了。同班同寝室的杜芰裳，看见我剪掉长发以后清爽利落，十分羡慕，叫我帮她也剪掉了。没想到她的妈妈跑来又哭又闹，找我拼命。
她撒泼打滚地要我一根一根把她女儿的头发接好。后来又把杜芰裳抓回去锁在屋里不许出门。
抵制剪发的恶势力很大，借口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家长们吵的闹的，纷纷把女儿关起来，斗争很是激烈。可是剪长辫子的女学生仍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形成了女子剪发运动。
有一回，我到学校附近理发店把头发理得整齐些，被认为“有伤风化”，市政当局居然把理发店封闭了，把为我理发的工友抓进了监牢。
女子剪发，成为新鲜活泼细胞，在陈腐朽败的社会里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久，秦德君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写信，请求进入初开女禁的北大。蔡元培回信说：“女子实业学校学生，恐怕未必合格。”这封信被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当局扣留，并借机开除了秦德君。
在无望之际，成都学生联合会介绍秦德君到重庆去找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吴玉章。
1921年春天，桃花开了，成都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的秦德君、李倩芸和益州女校的陈竹影三位“直觉社”的女社员，女扮男装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边，坐小木船东下渝州重庆。
四川《国民公报》登载了《三女士化装东下》的消息，描述她们蓄短发、梳“拿破仑”发式、着男装的情形，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重庆果然火热，吴玉章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全川100多个县都有代表参加。有1000多个座位的重庆总商会大礼堂，是“全川自治联合会”活动基地。每场演讲都是挤得满满的，门窗外也拥挤着伫立听讲的人。
吴玉章非常热忱地欢迎三位成都女学生的到来，很快安排她们三位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解放。
秦德君、陈竹影、李倩芸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女子剪发、妇女解放的演讲。她们的慷慨陈辞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和巴县女中的许多女学生会后纷纷仿效剪发。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生自治会还组织排演了《剪发辩难》的新剧。重庆女二师七位女生剪发后，还专门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看女生们所剪的两种样式，即偏分式和中分式，就是前面四川警厅在《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中提到的“拿破仑”和“华盛顿”发式，这正是当年流行的男子发式。为什么女学生也清一色地剪成这两种发式呢？有没有符合女性特征审美的样式呢？
据秦德君和钟复光回忆，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
不久，陈竹影被她父亲骗回了成都。李倩芸也返回了成都。秦德君在吴玉章的100元现洋资助下，跟着前去北京办理少年中国会务的陈育生，奋然前行北方。
剪发风气渐开
由于报刊的宣传，新女性纷纷仿效，四川各地剪发妇女开始增多。一些封建遗老惊呼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将妇女剪发视为洪水猛兽。稍稍开明的社会贤达对于女子剪发也谩道：“中国要在五十年以后或在百年以后方可做到。”
陈竹影女士回忆说：有一个警察厅的巡官叫汪顷波的，他在街上发现有剪短了头发的妇女行走，便诚惶诚恐地给成都警察厅上了一个呈文，大意是“女子剪发，形类优尼”，并且说有碍“风化”甚大。建议：“已剪者令其复蓄”，“未蓄长前不得在街上行走”，没有剪发的女子，叫父兄严加管束，若不遵守命令，则“罪及父兄”云云。
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最后演化成为政府的告示，即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成都警厅发布的《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
一石击起千层浪。文化青年巴金等人所办的《半月》因女子剪发问题，曾连续两期刊载了袁诗尧、吴先忧的《女子剪发与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谬误》等文章，对警厅“告示”首先发难，句句在理地批驳了警厅的“告示”。
《半月》因此成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份遭到查封的文化刊物。其同仁又奋不顾身地继而办起了《警群》月刊。
在这场女子剪发风波中，作为少年中国成都分会会刊《星期日》，为了女性问题也分别出版了《星期日?社会问题号》、《星期日?妇女问题号》，刊登“女子剪发问题”、“女子的革命运动”、“我对于女子和家庭的意见”等等鼓吹新女性文化的文章。
不过这一场女子剪发的风波不久就平息了，“告示”并没有生效，成都新女性仍然是短发，仍然在街上走着。
到1921年以后，剪发的女子不仅在成都、重庆日益增多，沪州、自贡、宜贡、宜宾、达县等地也能看到不少剪发的新女性了。
（作者：谢天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