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历了历史的动荡被耽搁了学业，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马中骐仍然感到自己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幸运而幸福的。
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科研历程，他说，"正是国家'科学的春天'的一系列政策使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机，使我能够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人物档案】
马中骐，祖籍杭州，1940年3月生于上海。1981年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毕业后留所工作，1982年获得中科院数理学部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证书编号10001，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博士"。
1991年被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退休。
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三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教学成果二等奖和2004-2005年度王淦昌奖。
· 一波三折求学路，险些不能报名研究生考试
1956年，我在上海市东中学毕业。高考前，校长找我谈话,说组织需要我报考兰州大学物理系。我接受组织分配，以第一志愿高高兴兴地报考了兰州大学物理系。我认为物理是研究自然规律最基本的学科，符合我的志愿。
当年大概有60多人，按照组织要求，一起从上海报考到兰大，有专人带队送行。我们先是乘火车到西安，然后坐"闷罐子"改造车，从西安经过两天一夜才抵达兰州。在兰州大学学习的五年，我们先后经历了反右斗争、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等运动。后来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虽然困难，但大家对难得的学习机会非常珍惜，学习劲头很足，好多同学饿得浮肿，甚至昏倒了，还在拼命读书。
五年的大学时光结束后，我们班有24位同学留校任教。我被分配在理论物理教研室任教，一门门课程轮着辅导，以前没学好的课程几乎全补完了，后来又接受主讲群论课，为今后有关应用群论方法的研究打好了基础。
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动员在职干部报考研究生，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我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功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认识了我的好导师：中科院老学部委员、北大物理系教授胡宁先生。胡宁先生对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每周两次举行学术讨论会，要求每个学生广泛阅读文献，并在会上轮流作报告。他高瞻远瞩，及时决定从流行的色散关系研究方向转向粒子物理对称性的研究。对称性研究中大量应用群论，我正好如鱼得水，那一年我与同学合作发表了两篇学术文章。
很可惜，在学习刚步入正轨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直到"文革"开始才返回北大。1967年底我按规定回到兰大。那时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随着运动的发展，我陆续参加了工厂和农村各种劳动。例如在天水汽车修理厂当锻工，临时接到"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拿起粉笔结合劳动内容就地讲课。有一段时间，因为女儿小，作为照顾，安排我干一个相对轻省的活儿——留在学校掏大粪。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对知识的渴望是一成不变的。当时上下午各掏一车大粪，干完洗个澡，就赶紧拿出物理专业书，认真地学，我非常珍惜每天难得的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同时我也深深地盼望着终有一天会能够全天专注于我的专业。
十年浩劫过去，像我一样无数渴望知识、渴望继续深造，用自己的知识报效国家的读书人的希望到来了。1978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安排意见》，决定1978年正式恢复招考研究生。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发布招生通知时，报考人员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而我当时已近38岁了。
但转机很快来了，全国科学大会三月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的导师胡宁教授也参加了会议，他和其他老先生联名提案：1964年、1965年的研究生，由于被耽误，没能完成学业，但水平较高，建议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考试前50天，我幸运地在学校阅报栏看到《甘肃日报》上刊载的一则通知 "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这让我喜出望外，我继续求学的梦想终于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我的导师胡宁院士当时兼任高能所教授，我在他名下70个报考者中胜出，成为被录取的两名之一。那时候我的家人对我的学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我的儿子、女儿都小，妻子也是兰大物理系教师，工作很忙，我撇下三口，只身一人到北京读研，各方面压力着实不小。我要抓紧所有时间专心搞科研，每隔两周就去导师家里汇报最新研究进展，力争取得最好的研究成果。
学习期间，李政道教授为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选拔5名物理专业学生出国深造，研究生院教务处希望我能够报名。但是我的导师认为我是在中国培养好的研究生，不需要再到美国重新读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两次美国大学的联合招考我都没有参加。
· 成为新中国的首个博士，把博士学位证捐给国家
1980年，全国人大讨论建立学位制度，确定我国设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部决定率先在中科院、中科大等科研院所和高校设立博士试点，培养中国首批博士。胡宁先生当时第一个为我报名。同年8月，我接到通知，要在12月交博士论文。我选择了一个热门方向——磁单极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方向。这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恰好我看到"复旦大学学报"发表一篇谷超豪教授的新文章，提出了一种研究磁单极理论的新方法。高能所特批我到上海向谷超豪教授请教，并得到了谷先生和胡宁导师的认可。经过两个月的计算，我带着最终的计算结果请谷先生审阅，他认为这个结果已经达到了博士论文水平。
1982年2月6日，高能所举行博士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恒武院士，答辩委员是胡宁院士、朱洪元院士、戴元本院士、谷超豪院士、侯伯宇教授、李华锺教授。这是我国举行的第一次博士论文答辩。我由于有过从教经历，这次答辩进展顺利，没有一点紧张。七位答辩委员会现场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我的论文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是年三月，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为我签发了博士学位证书。
其后一年多时间，包括我在内的首批18名博士陆续通过博士论文答辩。1983年5月27日中央决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中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我在大会上代表所有被授予学位的博士、硕士发言，既紧张又感到幸福。
现在我的博士学位证书、学位授予大会的请柬门票、主席台的坐票、次日钱三强院士组织座谈会的请柬和1991年获得的"突出贡献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证书全捐给了国家博物馆。证书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我认为把证书留给国家博物馆是最佳选择。
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考试、建立学位制度这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好政策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带来了太多幸运和曙光，我们这一代正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才能继续读书、深造，才能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发挥更大的力量。
就是这样一位把毕生精力献给科研的首号博士，却把成就归功于时代的礼遇。马中骐曾在采访中谈到，自己能成为第一号博士是历史的偶然，并不说明比别人强，只不过是这批人当中的一个而已。和马中骐一样，那些老一辈奋斗在科研岗位上的科学家们感恩国家政策的利好，而我们更要感谢他们毕生不懈的探索与耕耘。
文章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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