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恐怖主义、飞机事故的恐惧不是来自于它发生的概率，而是来自于情绪。大脑告诉你，去感知而不是思考风险。
她们为何不愿做检查
如果你是一位女性，你估计自己在一生中患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呢？你有没有主动到医院做过乳腺检查呢？
很多医生都建议，女性在50岁以后每年进行一次乳房检查，以便在乳腺癌早期就能发现并进行治疗。然而，患上乳腺癌的风险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大多数女性连想都不愿意去想。她们都很难记起自己上次检查是什么时候了，或者根本就没有检查过。乳房检查要占据难得的休息时间，还要到医院去排队。同时，等待检查的结果的心情也很忐忑，要是结果很糟糕怎么办呢？
一家医疗机构做了一个知识普及，好让女士们对自己是否要进行乳房检查做出更好的决定。一开始，他们让女性估计自己一生中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平均而言，女性估计自己一生中得乳腺癌的概率大于40℅，而正常情况下，真实的数字是接近13℅。女士们的猜测比实际数字高出3倍。医疗机构的知识普及很很成功，大部分女性对她们患癌症的风险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但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知道自己有13℅可能患上乳腺癌，她们反而更不愿意去做乳房检查了。
在心理学家的建议下，医疗机构换了一种做法。他们先直接告诉女性，她们患乳腺癌的概率是13℅，然后问她们对这个数字有什么感受，她们估计自己患乳腺癌的概率有多大？女士们在看到这个数字时感到了恐慌，觉得13℅是很高的风险，自愿去做了乳房检查。
这看起来真的很傻，都是13℅，风险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啊，为什么女士们的行为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因为，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不仅仅取决于数字，而且也取决于人们的直觉和情绪。人们即使了解一个事情的风险，人们还是会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感知来进行决策。如果让女士们预先估计出一个较高的患病概率，当她们知道自己实际上患病的概率大大低于自己的猜测时，就会松了口气，觉得不必去检查了。
情感总是先于理智
为什么直觉能战胜理性的判断，使得女士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这也是一代又一代的心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
20世纪初，法国一位名叫爱德华·克拉帕雷德的内科医生经常拜访他的一位病人——一患有严重健忘症的妇女。这位病人的新记忆只能维持十几分钟，所以，每次爱德华去拜访时，都不得不重新介绍自己。在某天的见面中，爱德华在手里藏了一颗图钉，女病人被图钉扎痛了手，但是她很快就忘记了疼痛。下一次见面的时候，爱德华还是重新介绍自己，但当他伸出手要握手的时候，病人害怕地把手缩了回去。她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情愿跟他握手，只是觉得同他握手是不对的。
这位只有十几分钟记忆的可怜妇女，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更高级的部分——大脑皮层受到了损伤。大脑皮层没有图钉的记忆，但是她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存储了记忆，发出了警告，甚至在她有意识的大脑警告她不要握手之前就发出了恐惧波。后来的心理学研究也越来越趋于证实：人们在评价他们所遭遇的事物时，无意识的脑系统占据了首要位置，不等意识用逻辑、推理做出判断，大脑中原始的情感中枢就会立即反应。这种原始的反应也被称为直觉。
现代的各种理论倾向于教人们如何做出理性的判断，但事实是，我们的大脑很少会等待我们运用高级推理能力进行深思熟虑后再做出反应，大脑的情感中枢让我们总是感觉先于思考。做完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会不会起诉他的医生，更多地取决于医生对病人的态度，而不是这个医生是否玩忽职守。患乳腺癌的风险是高还是低，让人感到担忧还是无所谓，女士们的大脑和情感中心都在争着处理“乳腺癌风险”这个信息，所以奇怪的现象就发生了。
感知而不是思考风险
感觉先于思考，所以，从风险本身来说，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是感知风险而不是去思考风险。
任何一个美国人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人们死于车祸甚至是被蜜蜂蛰死的概率都远大于恐怖袭击致死，但美国的恐怖主义之所以恐怖，原因在于人类情绪的蔓延，而不是它发生的概率。人们对乘坐飞机的感觉也是一样。首先，飞机坠毁的情形那么惨烈，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创伤，这使得人们对飞机的恐惧感比汽车要大很多，即使汽车的危险性远远高于飞机。
理性决策模型假设，人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比如，吸烟的利弊、股市里股票的信息，就会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风险的感知，不仅仅取决于数字，而且也取决于人们直觉上和情绪上处理这种危险信息的方式。即使人们了解某一风险的危害，还是会根据自己对风险的感知做出判断。明知道自己有13℅的可能会患上乳腺癌，女士们还是不怎么愿意去做检查。理性会败给直觉，希望这不会让你对自己感到过于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