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昨日公布,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学者获奖

10 月 8 日,斯德哥尔摩时间上午 11 点 45 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得了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们“将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整合进了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

(来源:诺奖官网)

通常,诺贝尔经济学奖与高科技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在这个世界经济学最高奖迎来 50 周年华诞之际,瑞典皇家科学院却关注了气候变化、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因为,今年的诺奖主题是:当代人类命运最基础、最紧迫的命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以及全人类的福利。而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给出的答案是,要关注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资源的稀缺性,而稀缺性与自然和知识有关。前者决定了我们的生存条件,而后者决定了我们利用这些条件的方式。诺德豪斯和罗默都是学术成果汗牛充栋的学者,但他们获得诺奖却是因为他们开拓的研究方法,是分析自然(气候变化)和知识(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之间长期影响的必要工具。

诺德豪斯:敬畏自然方能长久繁荣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已经持续了上百年,而且,在未来,这个影响“不论如何,都将依然显著”。

上世纪 70 年代,关于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证据逐渐多了起来。刚刚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一个“在任何宏观经济领域都将做出重要成果”的学者,决定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独自探索”。

为此,他决定发明新的方法论,来研究经济发展为何会导致气候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将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便是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 IAM)。这个模型后来成为了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方面最重要的研究和评估工具。当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他们发现有一个名字被反复引用——诺德豪斯。

图丨诺德豪斯(来源:Wikipedia)

诺德豪斯的模型包括了3个模块:

碳循环模块——碳排放如何影响大气碳含量

气候模块——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含量如何影响地球的能量平衡

经济增长模块——气候政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及其碳排放

诺德豪斯的模型发展出两个版本,即“气候经济区域综合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RICE)和“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DICE)。他为气候变化开出的药方是: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最新的 DICE 模型显示,只要政策得当,气候政策将会对碳排放造成显著的影响:

图丨基准:并不新增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最优:开征令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税;斯特恩:开征令全球福利最大化的碳税(更侧重于未来世代、而非现在世代福利的最大化——《斯特恩报告》);T < 2.5:开征将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 2.5°C 以内的碳税,全球福利最小化(来源: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来源: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巧合的是,就在诺德豪斯获得诺奖的当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刚刚在韩国仁川发布了《全球升温 1.5°C 特别报告》。这份引发全球媒体关注的重磅报告,也基于并引用了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BBC 在其网站首页上这样评价这份报告:“为拯救地球免于气候灾难发出了终极警告;而卫报的标题则是“限制气候灾难,我们还有 12 年的时间“。

罗默:发展科技才是强国之本

图丨罗默。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每一个学习宏观经济的学生,都绕不开罗默的理论(来源:Wikipedia)

长久以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差异是非常大的。如下图所示,1960-1985 年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可以比乍得高 10%——后者干脆是负的。

传统经济学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和资本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工人价格会越来越贵,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收益会越来越少,因此假以时日,大家的人均收入增长应该趋同才对,不会出现持续增长。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150%,而菲律宾依然不到 15%,乍得还是 4%。

(来源: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差异呢?罗默给出的答案是:知识。

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的罗默开始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技术进步不只会从外部输入,还会由有目的的市场活动在内部创造。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的基础上,罗默和其他经济学家一道,又增加了两种增长因素——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其中,知识这种要素是非竞争和非排他的——一个人使用知识,不会妨碍别人对知识的使用(比如工程师同时只能受雇于一家企业,机器只能在一个工厂工作,但知识不会),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投入生产,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带来规模报酬递增,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

罗默最大的成就是,他提出了由新技术推动的商品和服务的新思想可以在市场经济中孕育,以及内生的技术进步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又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来鼓励这种技术进步。

罗默认为,适应新思想孕育的市场应该鼓励边际成本下降极快的技术或商品:初期的蓝图需要很大的投入,后期的复制则成本很低。例如,只要攻克了设计一台机器的方法论,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以有限的成本生产机器。而技术的积累将带来长久、持续的增长,这是单靠资本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这个在现在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在当年可谓一声惊雷。

1992 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

有趣的是,尽管给诺德豪斯和罗默颁发诺奖的呼声一直很高,诺奖委员会一直打不通诺德豪斯的电话。而罗默在听说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以为是有人在耍他。淡定之后,这位相信技术力量的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发表了观点。他认为,达成联合国 1.5°C 的升温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一旦我们开始尝试减少碳排放,我们就会惊叹于这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总觉得保护环境是如此昂贵,如此艰难,所以人们只想忽视这个问题,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但只要我们决定去做,人类就有能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