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能够建立后金，不光因为能征善战，而且极其注重内部机构管理。作为马背上的男人，除了征战杀伐，又以独特的政治能力区别了匹夫之勇。
万里四十二年（1614），努尔哈赤正式设置了自己的“团队”，“立理国政听讼大臣五员”，由此成了清初最早的政治权力运行机构。
然而这个机构运行之后并不顺畅，最大的原因就是与早期汗位继承人的褚英有着严重的权力冲突，并最终以褚英的被圈禁致死告终，“结怨于所擢用之身同父汗之五大臣，使之彼此不睦”，“如此虐待四兄弟及五大臣”，最终导致努尔哈赤震怒并下达最终处理结果“安容尔执政耶”。
爱新觉罗·褚英（1580年—1615年）_图
在褚英失势后，五大臣权力架构全面推进开来，这五大臣均是除了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外最倚重的亲信。能够成为“五大臣”的基本条件在努尔哈赤来讲要满足三点：
一是投奔时间要早，二是战功要卓著，三是要绝对忠诚可靠。这也解释了为何作为汗位储君的褚英被努尔哈赤整肃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如果储君与他最重要的权力架构不和，最终会酿成巨大的悲剧，某种程度来讲，努尔哈赤处理亲生儿子，也是迫于某种无奈。抛弃一个但获得更多支持，这是成熟政治家的一个表现。
最早投奔努尔哈赤的是费英东“从太祖征乌拉”。“寻命与何和哩（礼）、额亦都、扈尔汉、安费扬为五大臣，佐理国事。”额亦都，姓钮钴禄氏，比努尔哈赤小三岁，在19岁时“从太祖行”。安费扬古，觉尔察氏，“亦少事太祖”，额亦都和安费扬古都是在努尔哈赤起兵以前为其诸申或古楚。在最初起兵时，跟随努尔哈赤的才三十人，而额亦都、安费扬古都是这三十人中的一位。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则是于万历十六年随父率部或亲率所部投奔努尔哈赤，在壮大其势力上起到了极大作用，均可称为努尔哈赤的开国五功臣。
努尔哈赤半身朝服像_图
这些人要么是攻城占地，要么在关键时刻救过努尔哈赤，除了额亦都和安费扬古重大功劳外，后来的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礼都是“率本部军民归”，在他们的带动下，使得努尔哈赤短短几年内增加了两三倍的人丁，出征将士到了一两千人之多，这是他起家的最大家底。三人此后均大显身手，他们往往“身先士卒，战必胜，攻必克，冲锋陷阵，当者辄披靡”，努尔哈赤称赞他们“万人敌”。其中的何和礼更是身经百战，灭乌拉，大战萨尔浒，下沈阳，取辽阳，屡立奇功。
除了五大臣光辉的军功外，这些人都表现了出色的政治能力。五大臣的官名是“理国政听讼大员”，其政治地位仅次几位贝勒。在后金政治结构形成之初，裁断诉讼是的事情非常多。努尔哈赤规定：“凡事，扎尔固齐先审理，次达五大臣，五大臣询问，再达诸王”，最后“由汗审断。”军国大事，五大臣也有权参与讨论，奏述看法。在五大臣中，尤其以费英东最为敢发表看法，史称其“国事有阙失，辄强谏，毅然不稍挠，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清史稿》
后金_图
清史稿对五大臣统兵征战，治国理政和后金国的建立和扩展，立下了巨大功勋，为开国元勋一类人物。“国初置五大臣以理政听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严焉”《清史稿》
努尔哈赤对五大臣不遗余力予以重用，对他们极为优待厚赏，额亦都、安费扬古原系贫寒诸申，费英东、扈尔汉好一些，是三几白户的部长之子，何和礼时一部之杖，所辖亦不过三几百人，但是经过数十年南北征战，努尔哈赤封赐他们为尊贵的一等大臣，并与他们联姻婚娶。五大臣中有三位与汗、贝勒相互通婚，结为亲家。额亦都娶努尔哈赤族妹，后“上和硕公主”，其次子达启、第八子图尔格皆娶努尔哈赤之女和硕公主，这种亲上加亲的方式让五大臣都成了努尔哈赤近距离的权力圈。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_图
五大臣的设立，证明了努尔哈赤从一介首领上升到了正规化的政治建设水平，然而这种状况随着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均可独当一面后，五大臣开始走进历史。“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清史稿》
原来在当初设立“五大臣”时，虽然努尔哈赤已经有14个儿子，但是只有褚英等九个儿子是成年人，其中，八子皇太极刚刚年满20，皇三子阿拜等五位阿哥是庶妃所剩，在处死大儿子褚英后，努尔哈赤在当时只有代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三个儿子可以倚重，这对于创业关键之际显然力量不够，为了全力得到支持，努尔哈赤创立了“五大臣”，最终让他们为自己奋力卖命，并受到了极大效果。此后儿子、侄子逐渐长大，才干越加明显，“五大臣”就失去了“存在价值”，《清史稿》形容这是努尔哈赤作为政治家的高超权术设计，“太祖建号后，诸子皆长且才，故五大臣没而四大贝勒执政。”
由此也加快了后金对明朝的整体进攻速度，在那段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
文：赵立波
参考文献:《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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