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东京是现在日本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上千万的游客前来观光。然而，东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日本的核心都市？这点在历史上却有争议。
庆长八年（1603）二月，德川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之后，德川幕府的首府江户──即后来的东京便成为了日本另一个重要都市。这里说“另一个”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日本还有两个相当重要的都市── 京都和大坂。
京都是平安时代以来，天皇居住宫殿的所在之地，也就是日本王朝的中心；而大坂则是上一个完全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政权根据地，直至十三年后的大坂之战被消灭为止，当时的丰臣家仍然具备不可小看的政治实力。
当然，随着丰臣政权的倒台，大坂的重要性也相应降低，不再有与江户抗衡的实力，然而被称作“千年之都”的京都却没有那么容易被排除在外。毕竟日本国内的思想上，日本的一国之君──天皇仍然住在京都，一天没有排除天皇作为一国之君的身份，“天子之都”京都的地位依旧是相当稳固的。
不过，江户在和平的 264 年间的确是日本实际上最高的政经中心，指掌德川日本的国政及外交，甚至接见外国使节也是由江户的德川将军代劳，京都的天皇继续“乐在深宫”，直至幕末为止。
以上牵涉到一个基本但关键的问题：日本史里“首都”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按封建社会里“王”所在之地的“王都”=“首都”的话，便牵扯到什么是“日本之王”、“王”是不是只能有一个的问题。
接下来，先来看看“江户”是如何诞生的。
德川家康受丰臣秀吉之命入封江户是在天正十八年 8 月 1 日（西元 1590 年 8 月 30 日），在讨论为什么家康会入主江户之前，先简单说说在这之前的江户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江户”一词最早出现在十三世纪，即镰仓时代的幕府官修史料《吾妻镜》，当时的江户是武藏国（埼玉县与东京都）的东南部分，由系出天皇的桓武平氏分支．秩父平氏出身的江户家控制。从史料上来看，这支武士家族当时已经从武藏国秩父郡（埼玉县秩父市）向江户进出，成为了当地有力的领主。
到了室町时代，室町幕府在关东地区设立分治机构──镰仓府，辅助镰仓府首长镰仓公方的上杉家族分支扇谷上杉家，成为了武藏国的最大领主，而江户地区则成为了辅助扇谷上杉家重臣太田家的领地，后来的名将太田资长（道灌）便是室町时代的江户城主。
根据考古成果显示，十世纪以后关东地区道路和物流运输线日渐向太平洋沿岸发展，加上太平洋边的海运随着船运技术与需求增加而扩张，东日本的海运活力也慢慢增长，而江户西南的品川港逐渐成为了关东地区其中一个重要的海上物流枢纽。
然而，关东南部在室町后期发生长达三十年的战乱，城市发展的精力受到阻塞，一直要到战国后北条氏时代才迎来了真正的发展期。自伊势宗瑞（即后世称呼的“北条早云”）闯关东开始，后北条家族席卷关东，将上述扇谷上杉家在内的敌对势力一一打败，太田家族的江户城以及附近的地区也成为了北条家的势力范围之一。[1]
配合室町时代以来的基础条件，江户在北条家的经营下也日益成长为南关东重要的交通运输重镇。从中世纪江户地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江户与读者所认识的“东京”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当时的江户城（现在的皇居）其实处于海边不远的丘陵地，而后来的江户湾（东京湾）形成了一个呈钩形的突出地，即后来的“江户前岛”；至于现在的日比谷、目黑以及港区一带在当时仍然是海湾，称为“日比谷入江”。
因此，在天然的地形惠予下，后北条时代统治下的江户城利用日比谷入江以及品川港连结成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室町时代以来的海运基础，配合后北条家数十年的和平推展，不仅是海运，江户在陆路上也是北条领国内连接首府小田原城到武藏南北、东至下总一带的必经要点。
由此可见，江户在后北条家百年的经营下，即使规模比不上最顶级的大都会小田原、川越，但跟岩付、关宿等城市的重要性已是不相伯仲，可谓后北条领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支配区域。
为什么德川家康会选择江户作为袭封关东八国后的中心呢？虽然之前强调了江户的发展绝非落后，但也不代表江户便是关东地区最好的选择，小田原、镰仓、岩付、关宿等都可以列入考虑。
有说法指出，小田原城是刚刚灭亡的后北条家主城，家康若选择小田原城，无疑是明著与秀吉作对；但这似乎只是根据后世价值观而作的判断，因为在当时，只要有利用价值，以最低的成本改建、改造敌人主城，为己所用的情况并非罕见之事，也没有所谓犯忌讳的顾虑。只是，当初小田原城作为后北条家向关东争霸的主城，以整个关东地区来说，位置偏西，不利于控制关东八州。
至于武家之都镰仓，因历年战争所累，早已没有当年之盛，长年陷于战乱的历史也被视为不吉利的象征；而客观地从镰仓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地的平地太少太窄狭，无法容纳为数众多的德川家臣聚居之余，也没有更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家康曾因为镰仓为武士发祥之地而对其心动的说法，或许只是后人的空想。
然而，也有不少说法指出德川家康当初选择江户前后，存在丰臣秀吉的阴谋论。
据德川幕府的正史《德川实纪》记载，当初秀吉命令家康入主关东后，希望后北条领国的臣民阻扰刚从东海转到关东的家康。另外，秀吉再封自己的家臣包围德川家，作为藩屏和防范德川家的第二重防线。
当然，这既没有史料佐证，加上出自幕府官史，该书又编纂于幕府成立的百多年后，这个“秀吉阴谋论”可以说带有相当的政治意图，旨在赞扬家康突破困难，成功称霸的伟大与功德，自然难以完全相信。
另一方面，家康重臣松平康亲的家臣石川正西的回忆录提到，当年秀吉询问家康要选哪里作为新居城，家康说选择小田原后，秀吉以江户当时尚待发展，而且又有天然的入船口，是建设新领国与领国同步发展的“形胜之地”（福地），于是德川家康便接受了秀吉的提议，改为入主江户。
当年秀吉消灭了后北条家族，将德川家康改封到关东后，并不意味着丰臣政权统一日本大业的壮举完结，更不代表秀吉的霸业梦已经完全开花结果。一来当时还有奥羽地区的平定尚未结束；即使一年后完全平定了奥羽地区，丰臣政权便接着开启了入侵朝鲜及明帝国的计划。
这些与家康入封关东看似毫无关系，但事实上秀吉安排家康进入关东的其中一个重责，便是镇守关东与奥羽两地区，万一奥羽地区再有变故，家康作为奥羽与本州之间的把关重镇，协助忙于侵略的丰臣政权平乱的重任，也自不待言地落在家康为首的东国诸侯身上。
回首过往，在平定关东与奥羽之前，秀吉已经委任家康权知关、奥两地区的外交事务，负责招抚北条家、伊达家在内的领地归降丰臣政权，而平定奥羽一年后（天正十九年）爆发的一连串奥羽地区骚乱中，家康都有投入协助平乱，可见视秀吉改封家康入关东为阴谋论是过于肤浅的指控。
至于为何秀吉要指示家康以江户为主城呢？上文提到江户到战国时代为止，已是海陆交通运输的中枢之地，而石川正西又提到秀吉重视当时的江户拥有入船良港的优势，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相中江户具备良好的运输能力，不论是派兵对应北方乱事，还是协助丰臣政权将关东和奥羽的物资从海、陆两路运上京畿，都显得十分重要。
所以，如果石川正西的回忆不假，那么这个举动则充分显示了秀吉对家康的期待，以及潜藏在背后的东日本建设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