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和安徽两省都是有着明确内部分野的省份。皖北与皖南、苏北与苏南之间的差别始终存在，早就是全国心照不宣的事了。比起隔着长江的同省同胞，两地居民和横向上的邻省人关系还好一些。这样大范围的省内认同矛盾在中国并不多见。
有很多人据此认为江苏安徽两省在清朝的分家不合理，以至于在现在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后遗症。
表示无辜
但这样的划分，恰恰是古典统治技术之下的折衷之策，其带来的好处其实远比弊端更多。
南京的统治力
江苏和安徽的缘分，其实始于南京这座具有强烈复杂性的城市。
大明定都南京，即使后来迁都北京，南京的陪都身份也仍然存在。因此朱氏皇帝们对南京的经略相当重视，希望能够给南京找到足够广阔的腹地，四下保护这座陪都。但是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中心点的位置让它想要获得足够腹地就必须统合一个极为庞大的地区。
巨大的南京（南直隶）
东西南北仿佛一个无远弗届的大省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东南方向上的延伸较为简单，只要把苏松二府囊括其中就可以了。然后沿着太湖-天目山的连线，把南直隶的控制范围一直划到今天的浙江、安徽、以及江西北部，就能在宁杭之间留下足够的缓冲地带。西南边界也比较好找，和湖北隔着大别山相望就可以了。
南直隶相当巨大
基本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
问题在于西北方向上究竟应该把饼摊多大。
南京位于长江由南北向东转为东西向的拐角处，紧贴江面，看似位于枢纽并有长江天险，实际上位置却非常凶险。如果没有江北的淮河流域为南京提供不断阻截敌军的水网，想要依靠长江天险守住南京的政权很少有成功的。这就使得服务于南京的缓冲区必须把势力范围延伸到江北的淮河流域。
然而江淮地区水网密布，土地相当均质，几乎没有什么自然阻隔，想要给这个势力范围找到合理的边界并不容易。
南京北面的山地非常少
在洪水频发水路淤塞的情况下
北部的复杂水系可以形成屏障
但水路通畅的情况下
在平坦而辽阔的淮河流域很难建立防御线
今天苏北和鲁西南之间的边界，实际上是微山湖和海岸线之间的连线。但这条线并不是一条铁律，向北推进到枣庄或者向南回收到骆马湖-海岸线一线都没有什么问题。
江淮平原和山东丘陵之间的区隔尚且如此困难，就更何况要给江淮平原内部找到一个合适的分界线了。这就使得南直隶的控制范围看上去无远弗届，沿着一系列淮河的支流已经渗透到河南了。
淮河以南、淮河、淮河以北
骆马湖、微山湖、枣庄
苏北和鲁南之间的边界也是很复杂
这样一个巨大的省份，当然为危险的南京提供了足够的税收和安全感，但也同样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行政效率。尤其是在通信手段不发达的古代，省会政令之所出，到达远处的边界时黄花菜都凉了。而且由于包含的地理板块过多，省里的命令也往往不能照顾那些弱势的次级地区，更加增加了南直隶的管理难度。
以当时的行政效率
即使水运畅通
这些较远的地区也显得很边缘了
等到清兵入关，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行政区划，只是把南直隶降格成了普通的江南省。其庞大的规模给满清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直隶外，为省者十有五，而江南为大”，将其列为众藩之首。
北直隶，南江南，都很大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这个时候，南京已经失去了陪都的特殊地位，留着这么大的一块腹地并无必要。更何况作为前朝陪都的南京地区尚未完全臣服清朝，让它拥有巨大的腹地反而变成威胁了。
江南地区为反清的造的大炮
削江南省的规模，势在必行。
奇怪的一刀
服从政治利益的需求当然早晚是要满足的，但正如明朝人遇到的问题一样，清朝的皇帝要给江苏和安徽找到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并不容易。
最自然的分割线是长江，元代在这一带的行政区划就是以长江为界分割的。江北是河南江北行省，这是一个相当辽阔的概念，几乎把淮河流域的所有地区全部都囊括进去了；江南划给了江浙行省，形成了以太湖和杭州湾为双核心的富庶地区。
(黄)河南(长)江北行省
这很直观、很元朝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但很显然，这样的划分方式太过粗糙了，既没有照顾到地理板块之间的差异性，也没有给统治者留下地方势力互相制衡的空间，看上去就很有元朝的粗犷气息。这对于稔熟中国统治之术的清朝皇帝来说，绝不是一个好选择。尤其是太湖平原本就是抗清最激烈的地区，不仅地方自豪感强烈而且农商发达，单独成块终成大患。
正经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但沿长江划江而治的方案还是太深入人心了，以至于到了晚清还有人在提用这种方式变更江苏和安徽的行政区划。
湘军拿下天京之后，有御史陈廷经上疏：“请以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四府，割属江苏，与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为一省；以扬州、淮安、徐州、海州、通州割属安徽，与安庆、庐、凤、颍、泗为一省。”实际上就是把原来的江南省横向划开。
围绕南京的乾坤大挪移
但此提议遭到了曾国藩的强烈抵制。曾国藩认为，从唐宋直到元，对于江南省这个敏感地区的划分的确一直是以长江为界实施的。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江南江北各行其是，让中央政府很难办，“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
可能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太平天国长期祸乱江南
已经使江南江北之间大不相同
（包括战时区域管理和势力的延续）
曾国藩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仍然维持了江苏和安徽之间的分界线维持为南北向。但只要翻开地图，就会发现这一刀切得并没有很好的依据，沿途非但没有纵向的山脉河流作为依据，还把横向的长江和淮河流域给切断了。
这使得两省之间，横向的沟通和认同大于纵向的认同。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连地名都产生了微妙的互动：安徽有淮南淮北，江苏就有淮安；安徽有宿州，江苏有宿迁……这些地区和江南的宣徽二府、苏锡常地区，很难说有什么共同点。
南京和合肥夹在中间
也是有点没办法的
对这种不自然的切分方式，后来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倒是有着高度的评价：“今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今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今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今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江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把江南江北纵向切成两块，就不会有地方势力拥有长江之险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这可是一个巨大的好处。
河南确实有很大一块是在河北边
统治者要的是高枕无忧的心态，至于因为政治目标而导致的地理错乱，则可以靠更复杂的制度设计去弥补。
不过以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成形于顺治、康熙年间的这次奇怪的划分，倒是有着不少正面的意义，不能一味以地理边界不明显去指责。
歪打正着的新政策
周振鹤对清初江南省分家的评价是这样的：“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使皖苏二省都包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部分地，这样做是为了使富庶的江南和稍次的淮南、以及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以免省与省之间经济背景相差过远。”
这一点确实是三百多年前江南省按东西分家给现代中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
淮河流域在古代历史上曾经是江南和中原进行沟通的孔道，不仅因为密布的水网而获得了强大的农业生产能力，而且在交通上也有值得一提之处，曾经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初期的重点开发地带。无论是汉晋时期还是后来的隋唐时期，淮河南北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很高。
但从宋朝开始，黄河下游变得不稳定起来，经常有改道的迹象。到了金人大举入侵时，东京府汴梁守将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人为决开黄河堤防，把黄河从北向彻底导入了南侧。这一次黄河决口造成的后果不亚于民国时的花园口决堤，黄泛区的概念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黄河夺淮入海的长期影响可见一斑...
由于人为干扰加上战乱频仍，黄河河道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夺淮泗入海更是家常便饭。这可苦了淮河两岸的居民，原本繁盛的淮河经济区很快就崩溃了，成为了江南经济区的附属地区。江淮地区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江南，如果单纯地划江而治，将增大两地之间的交流成本，让贫富差距更大，双方的对立只会更尖锐。
差距还是有的
季士家则提出了纵向分省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保持分省后二省具有完整的水域。
在两个政治区划之间，相邻的水资源管理总是重中之重。配合得当，则水资源可以滋润周边的所有行政单位，舟船通行方便，为居民带来福祉；互相扯皮，则水资源会被不当利用，污染却没人治理。前者的典型例子如作为德、瑞、奥三国界湖的博登湖，后者的典型例子如中朝俄三国界河图们江。
江苏和安徽之间，若以长江为界，可想而知在水资源和舟船通行权的调度上会出现诸多矛盾。江北省份大可以认为江南省份占据了更有利的经济地位，应该少占资源，治理水灾和污染时也应多出钱；江南省份则有另一番想法，认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江南理应多占水资源，在风险管理中双方则应平摊。
一衣带水的两省
还是相互合作的好
这个争论完全是从各自利益角度出发，可以说都是合理的。但两个合理相遇，就会造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其坐视矛盾发生，不如让江苏和安徽各自拥有一段长江。
不仅仅是长江，如果把视野放大，纵向的切割让两地“均分别保持了一段完整的长江、淮河、运河、新安江和湖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为抗早、排涝发生纷争的事件，而且为统一规划和组织水利的工程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苏皖两省的纵向分家，原本是为了满足清统治者方便管理不熟悉的长江流域的需求，看似在地理上不合理，却带来了两大功在后世的优势。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的真相总是这么多元。
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地图改了么？
参考文献：
陆发春. 从直隶江南到安徽建省[J]. 学术月刊, 2012 (10): 138-145.
周振鹤. 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 历史上行政区域划界的两大原则 (下)[J]. 中国方域: 行政区划与地名, 1996 (6): 1-5.
季士家. 江南分省考实[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0 (2): 99-117.
姜涛. 清代江南省分治问题——立足于《 清实录》 的考察[J]. 清史研究, 2009 (2): 14-22.
傅林祥. 江南, 湖广, 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D]. , 2008.
作者：冬之阵
制图：孙绿 / 校稿：猫斯图 / 编辑：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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