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夏，昌言报馆版本的《茶花女遗事》公开发售，一时洛阳纸贵。《茶花女遗事》即《茶花女》，当时是首次翻译成中文版出版，而译者是有着“译界之王”美誉的林纾。然而，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他却一点外语都不懂。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仕进”走向“隐退”
林纾，于1852年出生在福建福州，自幼好读书。他在《民国丛书第四编》的《答徐敏书》中说自己“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五岁时，外祖母开始教他读书识字，启蒙课本是《孝经》，并在一家私塾旁听。七岁进私塾，就迷上古诗文，自此与古典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为了找书读，他将母亲给他的零花钱省下，用这钱到旧书摊上淘一些零星不全的子史书籍，偶得《毛诗》、《尚书》、《史记》、《左传》残本，日夕诵读。至二十岁，他积累下来的书竟然有满满三橱，校阅残破古籍不下三千卷。后来，林纾结识了李氏兄弟。因为李家曾经捐资做官，家中藏书有三万多卷。不出几年功夫，这些书都被林纾全借来看过。
他曾记载这样一段经历：“余自八岁至十一岁之间，每积母所赐买饼饵之钱，以市残破《汉书》读之。已而，又得《小仓山房尺牍》，则大喜。母舅怜之，始以其《康熙字典》贶我。时吾攻读甚勤，尝画棺于壁，而挈其盖，立人于棺前，署曰：‘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若张座右铭者。”
1882年，林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了举人。摆脱贫困窘境后，林纾利用自己的资源饱读诗书。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崇尚程朱理学，读之“笃嗜如膏粱肉”（民国丛书第四编》）。
公元1895（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联名在京读书人，上书朝廷，倡导维新。恰好林纾与同乡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也到北京“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三年之后，他又到北京与高凤歧第二次上书，反对德国占据胶州湾，并就筹饷、练兵、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
台湾遭日本割占，林纾十分痛心。他幼年曾到台湾去探视做工的父亲，之后又到台湾为病逝的弟弟料理后事，对台的感情很深厚。在此后的文章中，每提到割让台湾事，就充满悲愤之声。
“维新变法”失败，林纾无奈地回到讲坛上，放弃了为民请命的道路，转而进行了文学的专研。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但他连ABC都不认识，更不要说懂外语了，那么，他是如何从事翻译呢?
原来，当年林纾母亲去世不久，妻子又病逝。魏翰、王昌寿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
刚开始时，林纾再三推脱，最后才勉强接受。于是，曾留学法国六年的好友王昌寿，开始帮林纾口译小仲马的《茶花女》，而林纾则用文言文记录下来。
口译笔书，造就翻译奇才
不惑之年的林纾，开始了他另一项文学创作之路，对《巴黎茶花女遗事》进行翻译，意味着他将开始自己迟来且丰硕的著作生涯。
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巴黎茶花女遗事》可算得上是里程碑意义的译著。此书由魏瀚出资，于1899 年正月在福州以“畏庐藏本”镌版印刷。
林纾有一位同乡至交王子仁，此人曾赴法留学六年，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且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回国后介绍了许多外国名著给林纾，林眼界大开。1897年二月，相伴林纾二十八年的夫人刘琼姿去世。时任福州马尾船政局工程处道员的魏瀚和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王子仁，看到好友情绪低落，决定帮他一把，于是就邀请林纾到船政局一同游玩几日，同时两人还商量：由王寿昌口述，让林纾将法国小说《茶花女》翻译成汉语。
对于此事，林纾在《迦茵小传·题词·买陂塘并序》回忆：“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胡孟玺《林琴南铁事》“因适逢夫人刘氏之丧，每于译到缠绵凄恻处，情不自禁，两人恒相对哭”。
由于良好的古文素养，林纾用文言翻译的小说，不但端庄优雅而且通俗流畅，雅俗不同，迎合了当时人们的阅读习惯。
严复在《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中：“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据阿英《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描述，陈衍回忆说：“《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
此后数年，素隐书屋铅字排本、玉情瑶怨馆红印本和黑印本、文明书局本、广智书局《小说集新》第一种本、商务印书馆本，以及其它通行本的《巴黎茶花女》陆续出版，可见影响之大。
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挥尘拾遗》记叙：“闽县林纾初以桐城派古文作者享小名，旋以《茶花女遗事》的译者享大名。”
自此，备受鼓舞的林纾，与翻译小说结下不解之缘。
译作等身，彰显爱国之心
在此后短暂的二十七年时光里，林纾与魏易、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瑞士、希腊、挪威、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一个国家、九十八位作家的超过一百八十种作品，共计一千多万字。其中世界名著有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的《鲁滨逊漂流记》……这些国外小说，开拓了中国民众的视野，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
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 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康有为也曾赞他：“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 ‘虞初’救世心。”
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林纾，希望自己翻译的小说能警醒国人，“独念小说一道，尚足感人”（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
1907年，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法国作家沛那著，今译《阿尔弗雷德·富耶夫人》）里，将翻译小说作为自己救国的“叫旦之鸡”（林纾《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序》）。写道：“畏庐，闽海一老学究也。少贱，不齿于人。今已老，无他长，但随吾友魏生易、曾生宗巩、陈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听其朗诵西文，译为华语。畏庐则走笔书之。亦冀以诚告海内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学生读之，以振动爱国志气。人谓此即畏庐实业也。噫，畏庐焉有实业!果能如称我之言，使海内挚爱之青年学生，人人咸归本实业，则畏庐赤心为国之志，微微得伸，此或可谓实业也。谨稽首顿首，望海内青年之学生，怜我老朽，哀而听之。”
林纾的影响
林纾翻译小说也存在弊病--删繁就简。有些译本出版时还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这也不能怪林纾，因为他也是通过别人口译的。实际上，即使是当时通晓外文的梁启超、严复，翻译书籍时都存在这样的缺点。
尽管林纾的译本“错误”很多，但仍抵挡不住老、新派文人喜欢。老派文人喜欢，因为他的译本是文言文，且描写一点不输于中国的古文；新派文人也喜欢看，因为他的笔法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且都是介绍异邦的社会风貌和奇事轶闻。
当时社会上流行：书架上要是没有《新民丛报》和林译小说，就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