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3年(明嘉靖二年)五月，日本国王源义植的两位大臣左右京兆大夫大内艺兴和细川高国，分别遣派特使前往明朝朝贡。大内艺兴的使臣宗设最先抵达宁波。按明朝规定，外国货物靠岸后，市舶司阅货及宴坐时，都以先后顺序处理。
而细川高国的副使臣宋素卿（正使瑞佐）则偷偷地对宁波市舶司（主管外贸的机构）太监赖恩行贿，结果可想而知，市舶司先阅瑞佐、宋素卿的货，宴请时又安排他们上坐。咽不下这口气的宗设当场和瑞佐干起来。
收了好处的赖恩，不仅没有劝架，还暗地里为瑞佐、宋素卿等人提供兵器。
仗着人多，宗设先是捣毁开宴会的嘉宾堂，接着洗劫了宁波守军的武器库，还一把火烧了瑞佐、宋素卿的船。
不知悔改的赖恩还为宋素卿提供藏身之处，而瑞佐逃亡绍兴。追至绍兴的宗设，要绍兴守军交出瑞佐，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一路烧杀抢。在西霍山杀死明备侯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镬，抓走指挥袁越、百户刘恩；在小山捕杀百户胡源。最后“清醒”过来的宗设，慌忙逃到海上企图顽固抵抗。
大明巡按御使欧珠、镇守太监梁瑶很快就逮捕了宋素卿，这时朝鲜国王又将飘流至朝鲜的宗设等三人“遣送”明朝。
明朝政府将他们一一对质，最终弄清楚了事情的真伪，两年后处死了宋素卿，而放了瑞佐，并命令日本放回被宗设“掠走”的大明指挥袁越以及沿海老百姓，否则与日本断绝一切通商的可能性。历史上将此次日本两贡使为争夺合法贡使地位而发生大争斗，称为“争贡之役”。
据《宁波府志》载：“四月，夷船三支，译称西海道大内谊兴国遣宗设谦道入贡。越数日，夷船一支，使人百余，复称南海道细川高国遣使瑞佐、宋素卿入贡。导至宁波江下时，市舶太监赖恩私素卿重贿，坐之宗设之上，且贡船后至先于盘发，遂致两夷仇杀，毒流廛市。宗设之党追逐素卿直抵绍兴城下，不及。还至余姚，遂执宁波卫指挥袁越关而遁。时备倭都指挥刘锦，追贼，战没于海。”
“争贡”背景下的大明朝
元末明初，中原烽火连天，倭寇趁机在山东海滨郡县掠夺人口。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带赐日本国王的玺书出使日本，明确双方的守土职责。不过，当时日本内乱，南部的征西将军怀良亲王不但不接受明朝的“各守其土”的倡议，还杀了五名大明使者。
由于缺乏对日本的了解，朱元璋以为怀良就是日本国王，因此还是坐观其变。随着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次年朱元璋再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诏谕怀良。
怀良以为这些明朝使者是蒙古部落的，不予理睬。赵秩耐心地向怀良解释，最后才同意遣僧人祖来来明朝朝贡，还送还被虏的七十多人。朱元璋很高兴，下诏赐予祖来等人才物，还派僧人祖阐、克勤等八人护送他们回国，也赐怀良《大统历》及其他物品，自此中日两国恢复“外交”。
很多人认为朱元璋对日本宽宏大量，实际上他从未放松过对日本的警惕之心。
公元1383年(洪武十六年)，朱元璋以“通谋胡惟庸”为由，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同时，明朝开始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公元1384年(洪武十七年)正月，朱元璋派信国公汤和巡检浙江、福建沿海等地的城池，以防御倭寇骚扰；三年后，又派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建设沿海卫所戍兵，在福、兴、漳、泉四府民户，实行三丁取一。
明成祖即位后，遵循朱元璋对海外诸国实行的笼络牵制政策，鼓励他们遣使者对明朝贡。
根据有关史料统计，从1401年到“争贡”前的1523年，日本共计向明朝派出十六批朝贡队伍，即进行了十六次朝贡贸易。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好，但是明朝实际上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每次朝贡，先不说要给日本超过其贡值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值和赏赐，就连使者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也都由官府供给。刚开始来的还是正规的使臣，后来连一些船夫下人等也敢冒充使臣，走私货物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倭国特别喜欢和明政府打交道。
而明朝仅仅得到政治上的尊崇，连希望日本能约束其国民，协助肃清倭寇，都要看对方脸色。
可见，这种贸易原本就是不等价的，因此日本从幕府将军自上而下都趋之若鹜，都想在对明朝贡贸易中分一杯羹。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
于是，明朝开始限制对日本的朝贡。如公元1404年(永乐二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
公元1426年(宣德元年)，因入贡的人、船都超出限数，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
“争贡”与罢市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国家纷纷东来，海外贸易的需求迅猛增长，海禁政策的弊端越来越突出。而在日本方面，传统的朝贡贸易体制也发生了新的矛盾。
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的“争贡”事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
明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市舶司，中止中国与日本的朝贡贸易。
官方正常贸易断绝，民间走私贸易迅速崛起。沿海的走私贸易商人向日本商人提供棉布、生丝、丝织品、陶瓷、铁锅、水银、药材、书籍等中国商品。海禁愈严，价格愈贵，获利愈厚，铤而走险者愈多。
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胡宗宪编辑的《筹海图编》卷二“倭国事略”，记载当时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的情况，引录于下：
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服之用。
锦绣：优人戏剧用，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绣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进，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银二十两）以为常。
面对潜力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永乐六年，足利义满病死。他的儿子新任幕府将军。这位足利义持是反明派，关闭中日大门，倭寇来犯更加频繁。
“争贡”的原因
首先，明朝政治腐败，海防松弛。
以嘉靖皇帝为首的明朝政府开始腐化，不能有效地对地方组织机构进行廉政控制。
而嘉靖本人为了修道成仙，竟有二十七年不上朝理事（在位四十五年）。在此次“争贡”事件中，就有两个受贿的宦官：刘瑾和赖恩。
宋素卿原名朱缟，宁波鄞州人，幼年被叔叔朱澄贩卖到日本，诈称天朝宗室，后竟得娶日王妻，并官拜纲司。早在公元1509年（正德四年），宋就曾奉细川高国之命出使中国。由于明朝严禁国人出海，事发后，宋及时贿赂了权倾一时的刘瑾，于是瑾称朱澄已自首，而宋原是番使，请求宽大处理，正德帝却答应了刘瑾的要求，宋素卿也逃脱了私通外国的大罪。
而掌管市舶事务的赖恩，正是他受贿，才导致宗设怒起举事，但是事发后他竟然还被委以提督海防的重任。
至严嵩擅权时期，立朋党, 除异己。造成财政拮据，兵备废弛，海防空虚，东南沿海一些重镇守卫士兵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战船十存一 、二, 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如宗设等人从宁波到绍兴一路追杀宋素卿，几百里路，烧杀抢掠，竟然没有遇到一点抵抗，最后还掳走几个人。
其次，日本国内出现多个军阀割据政权。“应仁之乱”使得日本政治动荡，将军政令不出京城，大武士形成割据政权。此外，经济形势严峻，都想来和中国进行朝贡贸易，期盼能够获得丰厚收益。但是，对明的朝贡贸易的“队伍”，从以前单一队伍到现在多个队伍，多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发生“争贡”事件的概率很高。
“争贡之役”发生后，明朝关闭了中日朝贡贸易主渠道，走私贸易趁机取而代之。当时明朝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而日本的银矿山刚好有新发现，以及很多对“海禁”不满的中国商人很快推动中日走私贸易向前发展，加剧了倭寇的猖獗，成为“嘉靖大倭寇”最终形成的重要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