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甲午，御史中丞涂节告发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人谋反。同月戊戌，三人全部被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丁酉，御史奏劾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同月乙卯，李善长被逼自杀，全家七十多人被株连。历史上将上述事件统称为“胡惟庸案”、“胡党案”（为行文方便，下文称“胡党案”）。
那么，朱元璋杀胡惟庸和李善长，真的是因为他们造反吗？
胡惟庸擅权、谋逆？
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也是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却在“胡党案”中被朱元璋处死。但是相对其他开国功臣来说胡惟庸算是幸运的了，因为他能够在丞相这个位置一呆就是七年的时间，要知道，开国功臣李善长和刘基已经被革职了。
关于胡惟庸擅权、谋逆，很多史书都有记载，如《明太祖实录》十三年正月甲午条称：“惟庸总中书之政……专肆威福,生杀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不闻。”
《明太祖文集》载朱元璋将胡惟庸等奸臣弄权之状概括为：“恃要持权,窥觇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以诡从祸”。
朱元璋在《谕安南国王陈叔明敕》里也提到“朕中书、御史台朋党相尚,事觉已行诛毕”(《明太祖文集》卷八)。而《明太祖文集》卷七所载《谕天下有司》则称“前者奸臣乱法,事觉伏诛”。
另外，又说他勾结蒙古，私通侯寇……。 这些罪状从时间上看,前后矛盾。 从情节上看，漏洞百出，无直接证据说胡惟庸擅权、谋逆。
吴晗在《胡惟庸档案考》里也认为此案疑点颇多,难以置信。
据《明太祖实录》载：朱元璋在杀死胡惟庸后, 洪武十三年正月,曾就革中书省、分大都督府征求百官意见。御史许士廉等对曰：“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其大政如封建、发兵、铨选、制礼作乐之类则奏请裁决,其余常事循制奉行……上然之。”
因此，吴晗认为胡惟庸被杀的主要原因是结党和乱法，而非擅权和谋逆。
实际上，从胡惟庸的表现来看，确实有问题。
首先，排斥异己。最典型的就是迫害刘基，还叫人将刘的长子推入井中。此外,还难为过吴伯宗。据《明史·吴伯宗传》载：礼部员外郎吴伯宗,不肯攀附胡惟庸,“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
其次贪赃枉法。据《明太祖实录》载：翰林待制王之子王弘为龙江递运所官, “胡惟庸家人舟经江上与官船相触,两舟之人忿争。家人归诉于惟庸,惟庸怒弘于法,罚输作”。
再次，结党营私。他将自己的侄女嫁给李善长的侄子李佑，算是与李善长结成亲戚，还想讨好同乡徐达。据《皇明开国功臣录》载：徐达鄙视其为人，他又贿赂徐达的看门人福寿，“使为间以图达”。这个看门人向徐达告发，“达亦不问，惟时时为上言惟庸不可过委，过委必败”。
一些淮西武将违法乱纪，受到朱元璋的惩处，胡惟庸便乘机拉拢，结为死党。据《胡惟庸传》载：濠州人、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返回京城，擅用驿马，被罚到山西代县捕“盗”；五河人、平凉侯费聚奉命抚治苏州军民，沉溺酒色，被罚到西北招降蒙古部落，又无功绩，受到朱元璋的严厉切责。胡惟庸遂“阴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
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涂节揭发胡惟庸，朱元璋受到很大震动。
意在废除丞相制度？
朱元璋主要依靠淮西将臣打天下，当上皇帝后还想依靠淮西将臣治天下。朱元璋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更小，而且代表的是朱元璋起家的淮西集团利益。
这就能够解释了朱元璋没有任命刘伯温为丞相的原因了。要知道，刘伯温代表的是传统士大夫阶层和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对朱元璋统治的威胁更大。
所以，当胡惟庸陷害刘伯温时，朱元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爱耍小聪明的胡惟庸没有看到这一点，在彻底打垮最大对手刘基后，越发狂傲自大，贪污受贿，排除异己，甚至敢挑战皇权。
实际上，自洪武八年中都营建工匠发生“厌镇”事件后，朱元璋就开始从倚重淮西乡党逐步转向起用天下英才。此外，他还开始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目的就是扩张皇权，强化专制集权，“躬览庶政”。
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改置布政司、都司和按察司，将地方的行政、军政和司法大权集中到中央，中书省的权限因而扩大；同年闰九月，下令取消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惟李伯昇（平章政事）、王溥（右丞）等以平章政事奉朝请者仍其旧”（《明太祖实录》）。
为了瓦解胡惟庸的相权，次年五月，朱元璋又令李善长与朱元璋的亲外甥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明太祖实录》），又“命政事启皇太子裁决奏闻”。九月，擢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命汪广洋为右丞相，又将丁玉调任御史大夫，将中书省的佐理官员全部调空。十一年三月，更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中书省与中央六部和地方诸司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下一步，即为适时撤销中书省，以便“躬览庶政”了。
李善长之死
李善长少年时代即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尽管没有冲锋陷阵的功劳，但是运筹赞画却不嫌少，是名副其实的开国功臣。
李善长，字百室，濠州定远人。少年时代“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平定滁阳后，任他为掌书记。此后，李善长在朱元璋军中左右调和、掌管军资、出谋划策等，至朱元璋称吴王之后，李善长很受重用。明朝开国大封功臣，李善长于于洪武三年被授号“开国辅 运推诚守正文臣”，晋升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爵韩国公，年禄四千石，子孙世袭。当时封公者六人，李善长位列第一，制词中将其与萧何相比，一时风光无限。
朱元璋多次暗示他可以“退隐江湖”,可李善长没有领会或者根本不想退。胡惟庸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因和李善长同乡,就被李一手提拔起来,官至左丞相,并和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结成了儿女亲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被杀, 连累受害者极多,李善长却未受牵连。洪武十八年,有人告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同党,朱元璋仍免了李存义父子死罪,只是将他父子发配崇明。
可见，朱元璋对李善长可谓“仁至义尽”，但是李善长好像不领情，对朱元璋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不仅如此，李善长以为朱元璋会给他面子，于洪武二十三年四月，请求赦免亲戚丁斌等。谁知，丁斌供词称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是死党，李存义父子受不住审讯，又“供出”李善长，加之上他的下人卢仲谦做旁证。据《国朝献征录·李善长传》载：“复有谓坐惟庸株累当徙边者，皆豪，而善长私之，数以给其亲，上恶之。”
李善长犯了明知谋逆而不检举包庇罪，同年夏五月，“乙卯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自杀，时年七十七”，其妻女弟侄等全家七十余人也被处死。
表面上，李善长援救自己被“胡案”牵连的党羽而彻底激怒了朱元璋，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其实，真实原因还是朱元璋想要彻底“清除”朝廷内的“淮西党”，加强皇权。要知道“淮西党”很多负面影响，已经使天下人心感到不公，不仅威胁到了皇权，还威胁到大明王朝的统治。
“胡党案”延续十几年，仅公、侯一级被列入胡党名单的就有22人，其中淮西籍的公、侯多达12人，先后诛杀了3万多人。如宋濂因其长孙宋慎涉胡党之案，他举家连坐被刑，宋慎及其父宋璲坐法死，宋濂缘皇太子与马皇后力救，于十三年九月被贬谪茂州。次年五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走到夔州，忧愤成疾，最后去世。为了安抚臣民，朱元璋命刑部尚书杨靖将案犯的供状辑成《昭示奸党录》三编，冠以朱元璋将近4000言的手诏，陆续予以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