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投成就硅谷
1957年的某一天，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晶体管发明者肖克利夹着包来到了斯坦福工业区进行考察。这时候的他觉得自己技术过硬，完全可以脱离老东家贝尔实验室闯出一片天地。
选择斯坦福工业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破地方，他也有他的考虑。
那时候的斯坦福大学，比起美国东部历史悠久、根深叶茂的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大学，既没有傲人的历史，也没有特别杰出的校友，影响力不大，经济上也不宽裕。为了筹措经费，斯坦福大学只得在1951年把部分校园划出来，成立了一个斯坦福工业园区，园区内土地租给公司，租期99年。
政策很优惠，接招的企业家却不多。4年过去了，斯坦福工业园区也没吸引来多少“凤凰”一共只有7家公司在研究区设厂。选在这里创业，别的东西都是假的，省钱是真的。
然而肖克利的管理能力太差，脾气又不好，新成立的肖克利半导体干了一年多颗粒无收，八名青年才俊只想另谋高就。他们原本觉得这破西部没什么工作机会，还是回东部求职的好，就给东部的投资机构写信请求介绍职位。
他们的信件在投资银行海登·斯通那里被当做笑话传阅，却被一个叫阿瑟·洛克的投资人看中。他赶紧拉上老板科伊尔打飞的去见这八个人，十个人坐一块聊起了创业的主意，越聊越兴奋，科伊尔当即掏出十张一美元钞票，说：“每个人都应该在每一张钞票上签名。”
洛克开始为这八个人拉投资，最终说服了仙童照相机与仪器公司同意投资150万美元，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
这八个人就此另立门户，气得肖克利大骂他们是“八叛逆”。但是这八个人确实很有能力，到1967年，公司营业额已接近2亿美元。在仙童半导体公司工作期间，八人中的罗伯特·诺伊斯还发明了集成电路——他后来于1968年离开仙童半导体公司，成为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前段时间当舆论场里哀叹中国芯片行业没有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的时候，也该想想我们和美国之间曾有过几十年的差距。
同样有过几十年差距的还有风险投资。那十张签了名的一美元钞票是世界上第一批风投文件，后来又与出资方达成了完整的退出机制，即仙童照相机与仪器公司获得以3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仙童半导体公司所有股票的选择权。
随着洛克又投资了英特尔和苹果等公司，他对风投越来越驾轻就熟，风投也成了美国高科技创业获得资金的一种重要手段。
其实风投在美国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1969年，美国将资本利得税率从25%提高到49%，高税率严重阻碍了风投的发展。直到1978年，资本利得税率降低至28%，1981年进一步降低至20%，风投才又得以迅速复苏，并继续催生出硅谷的科技奇迹。
试点改革开放
在美国重新降低资本利得税率，风投重焕生机的时候，中国才刚开始改革开放，而且最初的步子很小，在各地搞得都是试点，等有了成功经验才敢推广到全国。
就在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广东省，1978 年底，广州才在全省率先放开了部分水产品市场，建立了全国第一家鲜鱼交易市场——广州市河鲜货栈。从那开始，各种商品的价格才逐步放开，计划票证逐渐取消。从1979年开始，广州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允许农民直接进城经商，鼓励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国营商店和集体商店开展竞争，吸引外地企业和境外企业到广州设店经营。
但是广州毕竟还是座大城市，更大的步子也不好在广州迈。于是它旁边的小渔村深圳就成了更激进开放政策的实验田。
在深圳搞经济特区，最初也是缺少资金。建公路、搞市政、三通一平都需要钱，邓小平的意见很明确：“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也和斯坦福大学一样，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出租土地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建厂。
这么做在当时来看实属大逆不道：把土地租给了洋人和资本家，这和旧社会的“租借”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1982年4月，中央一个主管计划的部门专门为深圳特区召开会议，就有人提到：“我认为深圳搞这么大的规划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327 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 想割一块出去自己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哪一位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不能将特区搞成以市场调节为主。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要加强特区计划管理。”
在某种程度上，当时还在纠结姓资姓社问题的官员们担忧也坐实了——深圳开放后，卖淫、赌博、吸毒、走私等等都回来了，也随着开放的不断扩大扩展到全国各地。
其实如果按照邓公的构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在发展中来解决，而且后代比前辈们理应更有智慧才是。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商人北上，在深圳包起了二奶。随着深圳经济的腾飞，深圳的二奶包不起了，东莞樟木头又成了香港二奶聚居区。而没过多少年，香港人就连樟木头的二奶都包不起了。
不过那段话里也有一些今天看上去啼笑皆非的内容，这也都是发展带来的。且不说在深圳试点成功的市场经济已经推向全国，单说深圳特区面积327平方公里就“大得无边”，可是现在的深圳已经有了1996.85平方公里，仍然土地紧张，高昂的地价正在赶走人才和制造业。
改革开放也给出了一种政策推行的办法：如果心存疑虑，不如在某些地方进行试点，结果好的话再慢慢推广，为死板的政策开个灵活的口子。不过，试点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很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试点能够最终推广，考验着地方官的智慧。
中国创投开的口子
在某些条款上开口子，也发生在中国的创投行业上。
早在2008年，相关部门就已规定明确了有限合伙私募使用税率范围。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具体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按照《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根据规定，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照五级税率缴纳，分为5%、10%、20%、30%、35%五类。
换句话说，现在高大上的风投的有限合伙人，都算个体户，按照个体户的税率纳税。只要经营所得超过10万元，就要按35%的税率征收个税。而他们的经营所得往往超过10万元，所以35%的税率大抵是逃不掉的。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对于有限合伙私募会按20%的税率收取个税。在开了口子，给了20%税率的深圳，究竟是20%还是35%一直都没有定论，地税方面给有限合伙私募的说法是“先按20%来交，如果以后需要补缴的话只能认了”。
但这样的口子毕竟是有些暧昧的。2014年，国务院就曾发布《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14]62号文件），要求调整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好在那个时候正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调门颇高的时候，各地还指望创投机构投钱扶持创业公司，市场的反对声音很大，后来就没有推行。
不得不感叹，中国法律的灵活性有时候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然而到了今年，环境大不一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搞了这么多年，好像没有通过发展解决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所以调门越来越低。反倒是在国税和地税合并之后，税收制度规范逐渐深入，地方的纳税优惠在全国层面面临“无据可依”的问题。
以前开的口子以后可能不认了，甚至还有可能把以前得到的优惠追缴回来。目前税收制度有着把之前各种难以计入的收入计入税收体系里的趋势，而有限合伙私募的营收有非常清楚明确，追缴起来也不麻烦。
本来风投业就喜欢吹牛，一个项目动辄几十倍几百倍的收益，以吸引有限合伙人投钱进来。这一下重新调整税率，不仅税收成本暴增七成，而且还会大大打击潜在出资人的投资热情，以后有限合伙私募募资就更困难了。
创投曾经活得很好
也就是2014年后的那几年，是创业创新风头正劲的时候，也是这些风投机构最风光的年头。多少房子都没买过的年轻人，在创业咖啡厅来了几杯，脑子一热，写了个商业计划就去找上门拉投资了，也不知道创业咖啡厅卖的是咖啡还是肾上腺素。
那时的投资机构，作为出钱的，对这些创业者带有的优越感真是一言难尽。曾供职于某私募基金的某女作家曾经这样概括那些找上门来的创业者：“我简称他们为：赚过1000多万虽然亏了但我还有梦快给我10万男，怀疑创意被盗精神崩溃男，Word乱七八糟天天堵投资人中专男……以及一个中国面孔，只讲英文的香蕉男。”
当然，遇到好项目，这家基金也是慷慨的，并不难为人。毕竟那个时候钱还多，“回程的出租车上，那位投资经理跟我开玩笑：哈哈，议价都是一千万起，感觉自己好有钱。我说：哎呀，我也觉得自己好有钱”。
接近这么多钱，给这一行的从业者带来了一种自己翻云覆雨搅动中国创业圈的错觉，仿佛自己面对的是阴谋、背叛和理想主义，又必须在亿万估值迷梦中保持镇定。
也就是三年时间，现在再看这些文字，我倒是会想起两千多年前为晏子驾车的那个趾高气昂的车夫。车夫的老婆后来教训了他，让他向他上司晏子学习谦恭。一个优秀的家庭合伙人总是比热血冲昏头的公司合伙人心明眼亮。
不过投资机构不是傻子，现实的倒逼会让他们学习很多东西。甚至在项目不大好的年景里，还染上了割韭菜的坏毛病。
当然，该机构还是投过不少好项目的。比如我一直关注还很是喜欢的公众号“老道消息”，作者无论是写作水平还是价值观，都比曾在该基金供职的某女作家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在染上恶习之前，创投也并不总是那么讨厌，不少独角兽是创投项目扶持出来的，比如最近一直有争议的滴滴。尽管最近滴滴又到了风口浪尖上，但它确实解决了打车的痛点，只用智能手机就能方便约车，也降低了不少通勤成本，还倒逼了出租车行业的规范化。
不过滴滴的安全隐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两名女性三个多月内被滴滴顺风车司机杀害的恶性案件发生之前，就曾经有一起没那么恶性，但很是荒谬的事件。
那是发生在郑州“空姐遇害案”前一周左右。滴滴早期投资人之一通过滴滴平台打车，司机接单后告知接错了人，后双方在取消订单问题上发生纠纷，司机赶到后下车对其殴打，导致其左眼软组织塌陷。
这位投资人在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于是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叙述了和滴滴司机的冲突经过，还建议相关部门永久吊销司机的驾照，卸载滴滴APP，贱卖滴滴股份。
他在滴滴的投资也就只有D轮估值125亿美金时的100万美金，和滴滴的总估值相比是九牛一毛，但是这次事件确实影响很坏。如果不是这位乘客有些身份地位，有发声渠道，也有人愿意听他发声，事情又是如此荒谬也容易点燃群众对滴滴的怒火，怕是滴滴也不会很快就做出了回应。
最后结果呢？这位投资人表示，已经和司机互相道歉并和解，也不打算贱卖滴滴股份，长期来看依然看好滴滴的发展。
不到十天之后，祥鹏航空公司空姐搭乘滴滴网约车赶往郑州火车站的时候就被杀了……
大概滴滴在这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对于其安全方面什么都没做吧，毕竟连投资人都答应和解了，自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不能完全怪投资人服软，今年赚钱不容易，能投出滴滴这种独角兽也愈发困难，找人募资更是难上加难，创投圈子也该消费降级了。
然后，关于有限合伙私募的税收的规定就来了，不仅要提高税率，还要把以前的税收上来。
它们值得更低的税率
提高税率对有限合伙私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毕竟好项目太难找，创业更是九死一生，投资成功的是几十几百倍的收益，但也可能就几十个里面这一个成功了，其他大多数都蚀了本或者打水漂。出去募资的时候当然要吹那几十倍的成功案例，结果潜在投资者还没信，政府先相信了。
当然税是该收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创投基金拥有与一般的企业具有截然不同的生命周期。
一般的过程是，前两三年纯投入，接下来三四年优秀项目陆续退出获得收入，投资失败的项目则在最后几年处理掉，表现在账面上即为亏损。按税法，一般企业若出现亏损，可以在之后的年度抵扣利润，在弥补完亏损之前无需缴税（最多五年）。这也符合一般企业先亏损、后盈利的规律。但创投基金却是先盈利、后亏损，在盈利的年度交了大量税收，在随后的亏损年度却已经没有了弥补的机会。
如果税率大幅扩大，还追缴前几年的税收，这对创投机构是相当不公平的，它们的亏损难以被计入，无法抵扣税收 。另一方面，创投机构赚钱更难了，有限合伙人投钱的动力会更差，本来今年募资就很困难，加了税无疑会吓跑投资人，就更雪上加霜了。
过去“大众创新”风口上的几年里，一大批相当优质的项目成长为独角兽，也成为了中国宝贵的新经济动能。在这个过程中，创投基金功不可没。为大众所熟知的，可能还是滴滴、小黄车和拼多多，但其实还有很多大家不熟悉的、有别于前述的这些移动互联网项目，多是在实体经济领域默默深耕的中小企业，也因为创投机构的投资而发展壮大了。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某家业内知名但不为公众所知的低调私募机构，投资领域遍布新材料、新能源、环保、医疗、装备制造业、现代农业等领域，为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发展贡献良多。这样低调的机构，其PR也不像某女作家那样热衷于diss创业者。
然而所有人都在面临高税负的惩罚。
大部分投资经理还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的，并愿意为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制造2025”贡献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投资人把钱交给这些机构，除了对投资经理的信任和割一级市场韭菜的想法外，也有着扶一把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情怀在的。
就凭这，某知名投资人就有资格鄙视他炒房炒成“神”的妹夫。不然不去在一级市场投资，难道投资人的钱要拿去买房吗？
可惜房地产税还没收，创投业就先收上税了，创业真的不如炒房啊。
这些年的“大众创新”，也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独角兽”隐然长成了“毒角兽”，资本的盈利压力也逼着创业者铤而走险，为了利润践踏法律。这是整个创业圈子必须反思的事情，法律也该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让某些胡作非为的公司肉痛甚至破产。
但这都不是在创业浪潮后对创投圈子进行集体清算的理由，在网络喧嚣外，创投机构的贡献还是难以被看到，它们值得更低的税率或更合理的税收抵扣条款。
最后是段题外话：创投机构的寒冬居然在创业公司的寒冬之后这么快就要来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新媒体绝不是好消息。所幸油条盈利压力暂时不大，不过以后如果油条要开始常规营销活动的话，还希望各位读者能够理解。也希望各位读者能在阅读后多转发支持我们，看在我们还算是个不错的号的份上，让我们能生存下去吧。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