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和周恩来各算一个，而这半个则是顾维钧。前两位的影响力耳熟能详，而在民国时期的外交史上，顾维钧的名声恐怕无人能出其右，而他名气与世界历史上著名、被形容为改变世界的“巴黎和会”不能分开。
在“巴黎和会”上，顾维钧的演讲让他一举成名，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新星。而这次改变了他生命轨迹的事件，没有充足的准备及自身条件下，根本没办法成事。顾维钧一战成名，可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最佳例子。
顾维钧1888年在上海出生，16岁从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后自费到美国留学，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和外交。他回到北京后，1912年到外交部任职，一开始主要任秘书和翻译，但由于外交部按西方模式改组，他很快被晋升为外交部参事。1915年，顾维钧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公使，当时的妻子唐宝玥也随他到美国。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中国驻美公使馆不能“独善其身”，唐宝玥出席活动时“中招”，仅仅两天后不治身亡（据史料记载，当年瘟疫死了两千万人，可见那场流感有多厉害）。
唐宝玥留下了年幼孩子，顾维钧痛失贤内助，束手无策。当时，顾维钧突然收到急电，任命他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悲痛欲绝的顾维钧曾经想谢绝任命，但自他担任驻美公使后，便开始为中国参加战后和会做了充分工作，放眼当时的中国外交界，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谁比顾维钧更有发言权。
再加上顾维钧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个导向性战略：中国要能够获得最大优势，就必须要获得美国支持。他还成立了一个和会小组，专门研究战后中国如何利用战争争取自己最大利益。所以，在北京政府来看，对和会最关注的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顾维钧。
在国家的利益面前，顾维钧在压制悲痛下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奔赴巴黎前，顾维钧还专程到白宫拜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与顾维钧的关系相当好的威尔逊也许诺，和会上一定会支持和帮助中国。
组织巴黎和会者，将参加和会一战战胜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派出五名代表参加，二等派出三名，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则只有两个代表的名额。当时，中国政府有了美国做后盾，自认为属于一等国，所以派出五名代表：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祖。
然而代表团抵达巴黎后才发现，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名额少了三名，谁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成了个问题，另外，美国代表得知了另一更棘手的问题：日本人提出要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人手中转让给他们。
这时，距离中国代表上台发言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于是，中方代表向大会申请将发言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面对一个“烫手山芋”，几名代表都偃旗息鼓，这时长时间研究“山东问题”的顾维钧站出来接下任务。最终代表团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顾维钧上台发言。
1919年1月28日上午，由五大国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就是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将如何分配。
顾维钧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依据法理辩论，发言环环相扣，有理有据有力。首先回顾山东如何被德国人占据，接着谈到山东是如何又被日本人占领的。他还列举中国在一战中所做的贡献。更以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这个例子来一再力陈，震撼欧美代表，扭转舆论形势，博取列强同情。
美国总统及英国首相都听了他的发言，都与他握手以示肯定。据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回忆录上指出，当时顾维钧对于日本：“有如灵猫戏鼠，尽显擒纵之巧技。”当晚，当地报纸刊印出顾维钧的精彩发言，特别强调中国代表的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一致赞扬。
消息很快传遍世界，中国代表团收到国内各界贺电，顾维钧大受鼓舞。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明白受到称赞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最终就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在对德和约方面，用了拒绝到场签字的方式抗议，这是当时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可惜的是，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但提案被否决。巴黎和会最终引起中国民众抗议，爆发五四运动。
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心情：“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天必将被视为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的历史上。”然而，顾维钧单靠一人之力，还无法改变当时的中国，但他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却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