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手组成的铜网阵
为了消除一些老同志的戒心，阐述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安全性，邓小平的表态很明确：“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错误思想倾向。”在已经运转了几十年的封闭体系内做改革，不仅需要魄力，更需要手法，承诺两手一起抓就是最好的渐进改革之法。
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两手抓的轻重。
这句话掷地有声，不仅让一些持怀疑态度的老同志不能再公开表示质疑，更让海对岸的一个焦虑的人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对他来说，两手的问题比在中国更加复杂。与开放思潮对立的集团，正是他最需要的支持者。
直到临终，金将军也没有彻底想明白这个问题。他的继业者，似乎也被困在了两只手组成的铜网阵里。
白头山顶正日峰 小白水河碧溪流
1982年9月17日，进入执政生涯最后十年的金日成走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根据中朝双方礼宾人员的安排，今天他将要见到在中国的改革春风背后真正的操盘手邓小平。中方符合规格的接待者应该是胡耀邦，不过金日成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强烈要求与邓再见一面。
同样的会面，两个人的目的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金日成感兴趣的，是向中国取经，尤其是想听听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朝鲜开放的想法。虽然从革命情谊和抗战背景来看，两人是平辈，金日成甚至还比邓小平略高一些，但新经济思维上，拜邓为师并不丢人。
其实两人缘分远不止这一次会面。1978年，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代表中国前往朝鲜参加30周年庆典时，金日成一直将其安排在自己的身边，甚至在盛大的庆典活动结束之后还邀请邓小平参加私人会面。只是那时候金日成的主要目的，还是试图通过私交的方式确定与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关系，稳固中朝友好的状态。受到8万名群众夹道欢迎的邓小平，对朝鲜的态度怎么说也差不到哪里去。
那时候的中国是一个站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大家伙。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国土仍然没有从经济废墟中苏醒，在领袖谢世后更是陷入了激烈的路线之争。邓虽然复出，能否稳住局势，以及通过什么方式稳定局势都是外界所看不透的。不过好在步入晚年的金日成远不是外界想象得那样暴戾、自大，而是保持着充满好奇的开放心态在观察中国的变化。
金日成的开放心态，也许源于他对自己国家情况的清楚认知。
1970年代初期的朝鲜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苏东阵营国家的援助和中国的帮助下，这个在战前工业基础就很良好的国家，快速完成了工业化，原材料和重工业两头都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那时候的金日成非常开放，经常向全世界公布朝鲜获得的工业成就和国家经济产值。在日本经济学家的眼里，朝鲜的爆炸性增长令人震惊。
于是在1970年，朝鲜劳动党正式宣布朝鲜已经从农业国家成功转型成了工业国家，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国民经济六年计划，要求每年必须达到14%的工业增长率。
而且，这种增长还不是单纯的产量增长，而是在技术方面要求有跨时代的革新，领先世界。朝鲜的开放程度也大大加强，1971到1974三年间，对外贸易额翻了八倍，俨然有要融入世界经济分工的样子。
然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世界油价疯涨。其实这次危机原本是一众中东产油国用来制裁包括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在内支持以色列的发达国家的措施，却没想到引发了连锁效应，石油危机席卷了朝鲜这个全世界唯一不承认以色列的非伊斯兰国家。
石油危机对朝鲜的作用是双重的：昂贵的油价使得苏联的廉价石油流向了出价更高的欧洲而非伸手党朝鲜；发达国家的工厂无法开工让朝鲜赖以为生的原材料出口产业大受打击。
经过二十年艰苦奋斗建设的工业化成果，因为一个遥远的外部扰动，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这对金日成来说当然打击巨大。而且这一轮危机，一直到1980年代前期都还没有得到解决。封闭式的经济体系，无法完全自主的产业结构对朝鲜的伤害，金日成是看得出来的。
而隔壁的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的道路。让金日成好奇的是，如何在保持意识形态的同时赚到真金白银呢？
一位青年将军 飞身跃上山坡的岩石
为了取到真经，给佛祖点一根烟是不成敬意的，金日成就在1982年的这次会见上，给自己的平辈点了一支烟。从他的角度来说，也是学到了一些真东西。邓陪着金参观了四川的都江堰，一路上把他对中国开放的设计基本和盘托出，大大开启了金日成的思维。
但这种成熟政治家之间的友情，总是会被一些年轻人不屑。那年41岁的金正日态度就不是很积极。
在金日成访华回国一年之后，已经确立了接班人身份的金正日带着国防部长秘密来到中国，接受了邓小平的接见。如果能说服金正日也接受改革开放的思路，那么邓就可以对之后的中朝关系感到放心了。可惜事与愿违，金正日对邓的亲授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只问了一句话：“如果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中国会援助朝鲜吗？”
如此敏感的问题，当然不是邓所愿意回答的，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金正日对原有体制的骄傲是有道理的。就在朝鲜经济最困难的1970年代初，金正日曾经使用社会主义体系内的方法解决了朝鲜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平壤统一新报社所出版的《伟人金正日》对这段历史的描述颇具传奇性：
“有一天，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召开了会议。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具体地分析了那年——1974年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指出，每月计划都未能如期完成，现已到了10月，能否完成全年计划就成了很大问题，并要大家讨论如何完成全年计划的办法。能否闯过这一难关，是与保证在建党30周年以前完成六年计划有关的重大问题。
……
正在这时候，金正日同志肃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人们怀着希望和期待注视他。金正日同志说，看来，现在经济部门干部感到很吃力，要由党中央发动党组织解决经济问题。他超人的魄力和坚定的决心，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护和惊叹。
实际上，精于计算的计划部门的专业干部和多年搞经济管理的得力的国家经济领导人员对完成那年计划几乎都失去信心，只有他义无反顾，为闯过这道难关挺身而出!
会后，金正日同志立即组织“70天战斗中央指挥部”亲自站在前头发起以采掘工业与运输为中心环节的全国性经济战斗。
这样，在全国打响了历史性“70天战斗”的炮声。
在全国范围，国民经济计划每天比战斗前超额完成到170％。结果，大幅度超额完成了工业产值比1973年增加17.2％的1974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所有指标，为在建党30周年之前提前攻占六年计划的所有高地开辟了进攻道路。”
由于“70天战斗”的成效相当显著，金正日逐渐将其变成了常规性的活动，把朝鲜的经济指标拉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245元人民币，朝鲜却已达到约600美元，甚至完成了“免税国家”和福利社会的建设。
换了谁是金正日，都会觉得奇怪：大搞运动如此奏效，开放做什么？
主体乐园的缔造人 幸福的创造者
大概是为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70天战斗”，金正日在同期还主持修建了人民大学习堂、凯旋门、主体思想塔等纪念建筑。没错，这些平壤的地标性建筑非但不是财富积累的象征，反而是在朝鲜经济发展最乏力的年代里搞出来的。在当年的象征意义，甚至高于它们在今天的旅游业价值。仅仅从建筑本身的角度来看，说一句“劳民伤财”并无不可。
片面地拉动重工业和能源产业，也让千疮百孔的朝鲜轻工业受尽了委屈。大量原材料和能源被输送到了军工、重工企业，纺织厂却都拿不到足够的棉花和化纤。伴随着GDP的上涨，朝鲜人民却好像还是没有米下锅，也没有什么好衣服穿。
但这并不是说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在执政思路上有什么一定的高下之分。在金日成初登大位的克难时期，运动式的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常用的手段。最著名的当然就是1956年开始的“千里马运动”。金正日的战斗，甚至不过是千里马运动在新接班人手里的一次外延。
另外，外界公认的GDP本身的水分也非常值得怀疑。
朝鲜官方严格控制汇率，只要国内的币制不发生变化就是一百年不动摇。黑市的实际价格与官方公布的汇率之间相差20倍。这个情况无论是在当年还是在今天都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如此一来，完成了“战斗”的朝鲜所谓的600美元GDP也就是30美元。
年纪稍长的人都还记得1980年代在中国小巷子里插着兜换外币的“打桩模子”，他们报出的汇价在1：8左右。那中国245元的人均GDP折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30美元。
这就叫肩膀齐为弟兄。
千里马已经饿成了草泥马，金日成的改革之意已决。但实际操作起来似乎还有些困难。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彻底合作，就必须与南边的韩国和解，但两国在法理上仍然处于交战状态，主动伸出橄榄枝并没有那么容易。借苏联或是中国的渠道先试着接入全世界的贸易网络还是值得一做的。
于是1980年代的朝鲜，开放程度大大提升，甚至在劳动党六大上提出了到1980年代末年出口额要增加4.2倍以上。在中国得到了邓小平真传的金日成紧接着在苏联、波兰、东德等八个国家跑了一圈，和各国确立了内容丰富的外贸协议。他的外交高明之处还在于，在没有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情况下，拿到了会员才能享受的友好价，还能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完成交易。
缺能源的朝鲜，终于找到了苏联老大哥的韭菜地，提着镰刀毫不留情地开始收割。
以重工业为经济基础的朝鲜，一旦得到了石油输血，当场就满血复活了。整个1980年代，是朝鲜的黄金十年。虽然没有完全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但适当的开放没有让中国这个已经开放的哥哥落下它很远，一切都还在计划之中。
啊，朝鲜哟，我要为你争光
苏联解体了。
没有人知道金将军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五味杂陈。少了苏联的石油供给，朝鲜黄金十年所拥有的制造业、运输业、农业机械化全都成了无源之水。多极化贸易的失败，终究还是让朝鲜付出了代价。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进入了经济、思想、文化飞速奔腾解放的90年代时，朝鲜却成为了一个悲惨的无粮国。在人民哀鸿遍野的哭声中，金日成将军去世了。
紧接着，“苦难的行军”拉开了帷幕。
很难统计苦难的行军过程中朝鲜总共饿死的人数，外界的预估在24~48万之间。看上去不多，但比照中国的人口规模，即为2000万人左右。
接管烂摊子的金正日这时候才理解了父亲的战略：对于朝鲜这样一个小国来说，长期维持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基本不现实，开放是一定要的。但在什么程度上开放，向什么方向开放，是长期困扰金正日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设法了解中国开放的经验教训显然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人们看到21世纪之初，金正日频繁访华，中国也成为了他继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后唯一到访的外国。2001年1月访华期间，金正日近距离观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繁忙景象，还参观了上海通用、宝钢、华虹电子等几家制造企业，感叹“上海与我18年前见到的相比，除了黄浦江涛声依旧之外，其他地方都‘故迹难寻，焕然一新’了。”
这种直观上的变化，对金正日的冲击是巨大的。于是他越发频繁地来到中国考察，把中国享受到第一波改革开放红利的大城市北京、广州、珠海、深圳、武汉都看了个遍。甚至连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颓靡的东北，金正日也夸赞“看到这里的巨大变化和喜人发展，深受震动，感触很多”。
2002年，朝鲜推出了大幅调整物价和工资的经济改善措施，少量调高物价和工资，取消了最低生活保障。工厂的主管也被允许根据市场的需求制定生产计划、按照劳工的劳动价值发工资。谁也没想到，这座平均主义的最坚固堡垒居然出现了一丝裂缝，人们可以从里边看出不少按劳分配的光线了。
不止如此，7.1改革还包括默许一些小商贩自行组织黑市，政府在暗中提供保护和管理。传统的分配制度让位给了货币购买制度，只要有白花花的银子，市场上的吃喝用度就不是问题。
外贸方面，中国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占朝鲜外贸比例从98年的28.6%上升到了11年的88.7%。金正日也频繁和韩国接触，与金大中与卢武铉留下了两段南北和谈的佳话，开城工业园区也应声开幕。且不论因为朝鲜核试验和韩国右翼政府上台而导致的外交震荡，最起码谁都能看出来金正日对外界是真的有兴趣了。
也许这是因为一个男人成熟以后，多少都会认可奥克肖特的这句话：
“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
一片红心尽忠诚 献出咱一生
但改革真正的敌人从来不是外部的惊涛骇浪，而是船上的船员。在朝鲜，由于长期的孤立对峙状态，军方已经成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而军从来都是与商难以和平共处的，盖因商界所需的狡猾与自由是军队最忌讳的东西——类似的还有军与学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
若非得到改革后利益上的保障，要让军方同意彻底的开放政策，难如登天。不用说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会让军队的社会地位下降，就算是把工业体系从军工向轻工转移，都要遇到巨大压力——砸了家属的饭碗，还能指望他们的支持么？
所以我们能看到金正日甫一上台的1995年，第一次提出了“先军政治”的理念，让国家发展紧密配合军队的需要而存在。这与他后来的开放思维是如此刺目的对比。这就是朝鲜特色的“两手都要抓”——抓经济，更要抓军心。
金日成的改革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此，甚至他们个人在改革后的安危都还不算特别值得关注的要点。
通过强调先军稳定住了军方，领导人才有执政的合法性，然后才能推行想要的变化，这是朝鲜政治的最底层事实。改革的实施，又不能简单地一刀了之，必须抽丝剥茧地缓慢进行。看上去风光无限的朝鲜大人物，其实并不好做：承诺在开放经济的同时，还得保持军队建设、维护军方利益——如前文所述，这在本质上是矛盾的。
更何况，这个世界没有谁是永生的，人亡会政息。从好的角度来看，这时候新的思路才有出现的可能性；从坏的角度看，人一死所有的此前的努力又会归为虚无，合法性又要重新构建。
这大概就是黑格尔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历史中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出处。只是人们不一定是不学，更可能是学了也得从头开始。
现在的这位80后手里比老父亲多了核弹这个筹码，对军方的态度能再强硬点。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转变比祖辈父辈都快得多。但在与这些老同志们会面的时候，他大概还是得再强调一句：“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