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假想你是一个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人，家里有点土地，算是个自耕农。日本制糖公司来村里用很低的价格强买了你家的土地。你爸爸气不过，想去理论，结果被日本警察辱骂“这个支那猪”，拖走殴打致死。
你只能拿着家里不多的积蓄去日本找工作，却没有料到日本经济不景气，全国失业者达到三百万人，你跑了一个月，积蓄快花完了，还没有找到工作。
你相信了招工广告，去一家派报所，用身上为数不多的钱交押金，做了送报夫。晚上你和其他送报夫一起睡大通铺，人挤人，跳蚤咬得你浑身难受。早上三点你就得起来，在齐膝深的大雪里送报。
老板后来又派你去推销报纸，给的指标又高，你总是完不成。老板扣了你的押金，把你赶了出去。
家乡寄来了信，你的弟弟和妹妹，穷困潦倒中死去了，你的母亲受不了上吊自杀了。种种遭遇让你怒火中烧，所幸日本工友对你很好，和你团结起来打倒了无良的老板。
这是台湾作家杨逵的小说《送报夫》里主人公的遭遇。
如果你觉得被强迫征地是无妄之灾，主人公投身于日本工人运动又太过幸运的话，那不如看看下面这个人生历程。
这次你的家境更好，爷爷是老秀才，家里算是个大地主。爷爷本让你坚持读四书五经，但是教四书五经的学校逐渐被取缔，你不得不跟着去上日本人开的学堂学日语。族里不安分的混混们也总是谋求依靠日本人的权势侵占你家的财产。
你刻苦读书，考上师范，后来分配到学校做老师。学校里台湾老师升迁无望，学校挪用给台湾老师装修宿舍的钱为日本老师装修宿舍。日本人子弟读的小学校，不体罚而能收到教育效果，台湾人子弟读的公学校却采用体罚。甚至你暗恋的日本女同事在骨子里也在歧视你。
你感到痛苦，又觉得在乡间做老师见识只会越来越短浅，又跑去日本读书。没想到你从日本读书归来，工作反倒更加不好找。
所幸朋友介绍你去了大陆。在大陆，你被抛入了时代的洪流。你的大陆妻子是新时代的女性，热衷于社交，反对你那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她敢于上台发表抗日演讲，你却嫌弃她不懂军事煽动情绪。
与日本的战争一天天临近，民众对日本治下的台湾人也越来越敌视，但是最可怕的是，国民政府竟不由分说将台湾人抓起来。幸好你的学生在监狱里有人，把你救了出来，你只得先逃往台湾避风头。
全面抗日战争终于到来，你无法回到大陆了，台湾警察跟踪监视你，乡间的横征暴敛一日胜过一日，你哥哥为了投机，投靠日本人为虎作伥，甚至忤逆母亲。
你被强征入伍，在大陆目睹残杀民众的日军和不屈的抗日战士后，一病不起，回到了家乡。
家乡百业凋零，民众被敲骨吸髓，机构腐败不堪，台湾人职位永远不能高过日本人，报纸杂志都用作战争宣传。你的侄子被洗了脑想要参加日军当炮灰，你义愤填膺地苦劝他放弃想法。
美军快要打到台湾了，你弟弟被强征去修筑工事累死了，受此打击，你被逼疯，再也不知去向。
这是台湾作家吴浊流小说《胡太明》里主人公胡太明的遭遇。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假如胡太明没有疯，坚持到日本投降，日子会不会好些呢？
日本总督走了，台湾省行政长官来了，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让台湾人怀疑：这和旧日的日本总督有什么区别？
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国民政府以“台湾人没有政治人才”、“台胞不懂国语国文”为理由，排斥台湾人参政。日本人确实被赶走了，换来了大陆长官。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21 位高层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处长、副处长、主任秘书等，只有一位是台湾人，17 个县市长中也只有三个台湾人。
调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调戏、盗窃、破坏公物、打架斗殴、恐吓、抢劫、杀人无所不为。
不仅如此，在其他沦陷区国民党的“接收变劫收”在台湾也上演了。日本留下的企业全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控制，官员侵占、贪污事件数不胜数。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还对经济严格管制，将钢铁、电力、水泥、机械、造船、石油等工业进行严格统制，而对烟、酒、樟脑、火柴、盐、糖等物品严格专卖，在与民争利的同时造成物价飞涨。
严格的专卖制度下，贫苦民众无以谋生，只能偷偷贩卖小商品过活。专卖局查缉员平日横行霸道，一日在台北看到一中年妇女竟然私下售卖香烟，就上前没收其香烟和财物。
中年妇女生计被粗暴没收，当即跪地抱住查缉员请求宽饶。查缉员心生不耐，以手枪枪柄敲击妇女头部，致其血流不止昏迷倒地。
围观群众愤怒了，围住查缉员不放。查缉员逃跑过程中开枪乱射，致一名路人死亡。彻底被激怒的群众通宵包围宪兵队和警察总局。
那一天是1947年2月27日，当局没有给群众一个解释。
第二天，市民开始罢工、罢市，激进的群众围攻专卖局造成专卖局职员死伤。局势开始朝失控方向发展。当群众走向行政长官公署时，卫兵突然扫射，局势彻底失控，台北陷入混乱。没过几日，骚乱就蔓延至全台湾。
台湾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等当地头面人物出面与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谈判，提出解除戒严令、释放被捕市民、禁止军警开枪、由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以及由陈仪向民众发表广播等五项要求。
陈仪假意同意了这些要求，却在背地里向蒋介石发函称“就事情本身论，不止违法而已，显系叛乱行为。严加惩治，应无疑义”。
待拖延到时机成熟后，陈仪就彻底撕破脸来，先是从高雄开始镇压，等到援军到来，在基隆、台北、嘉义、台中等地也展开屠杀。当局还专门逮捕教授、律师、医师、作家、民意代表等地方精英人物，他们的结局多是下落不明或处决。
这场惨案就是日后民进党多次用来渲染“外省人欺压本省人”悲情的二二八事件。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然而，二二八事件并不像民进党所宣传的那样，单纯是本省人遭受外省人欺凌的案例。
民众最初上街的时候提出的诉求不过是处理肇事的查缉员、抚慰死者家属、废除专卖制度等。后面台湾精英阶层向陈仪提出的要求是针对骚乱善后的解除戒严令、组织处理委员会等，从诉求上看并没有过分之处，更没有浓厚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区隔。
但是在多日的骚乱里，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爆发剧烈。有的本省人在社会秩序崩溃时浑水摸鱼打砸抢烧，外省人反而都在这一过程中受害严重。当时就有报道称暴民“没有目标的看见外省人就打，结果呢，原先作为对象的高贵大员丝毫无损，而遭殃的却是饿不死吃不饱的小公务员、商人、妇孺”。
那时在经济不景气的台湾，街头无业民众众多，还混杂着不少退役的台籍日本兵，甚至还有日本人，也趁机大肆作乱。不少青年学生也参与了动乱。
吴浊流也有记载，国民党情报人员也混入流氓队伍中打砸抢烧，一方面让维持秩序的台湾精英难堪，另一方面为陈仪调兵镇压制造借口。
台湾有识之士也在动乱中尽力维持社会秩序，保护受害群众。除了精英阶层主动维持秩序，提出合理诉求外，像吴浊流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也在呼吁：“二二八事件是个不幸的事件。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不要迫害外省同胞。”
杨逵也提到了他保护外省人的经历：“二二八发生时，外省人都不敢出来，我就把他们安排在一家旅馆保护。”
不过此人本就不是一般的本省人，在日本勤工俭学期间就如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参与劳工运动，回到台湾也参与了农民运动，可以说是很擅长“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天生斗士。在二二八事件期间他更是推举谢雪红做市民大会主席，为此差点被国民党当局枪毙。
这位谢雪红是台湾共产党，二二八事件后曾拉出一支游击队伍。但由于国民党军队迅速前来镇压，不过几天游击便宣告失败，不久她就离开台湾，辗转香港前往大陆。
且不论本省人和外省人孰是孰非，最让人感叹的是陈仪的两面三刀、心狠手毒。有说法称二二八事件造成全台死亡一万人以上。屠杀如此不手软，马英九后来一再为二二八事件道歉一点也不冤。
二二八事件让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更加激烈，但对于国民党当局来说，此后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稍有不满就大肆迫害。
比如洪秀柱的父亲本是随国民党当局来到台湾的公职人员，却因批评时政被逮捕，关押了三年多，释放后找不到稳定工作。又比如杨逵在1949年发表《和平宣言》，号召释放二二八事件后被关押的政治犯，和平解决国共矛盾，被判入狱12年。
如此一来，本省精英完全丧失了参政的热情和可能性，任凭外省人掌握了台湾的最高权力。国民党当局也愈加保守，后来更是在全岛推行长达38年的戒严令。这38年在现在的台湾话语体系里可谓漫长的黑暗时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戒严期间，有一次台湾作家陈映真被逮捕，被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吐温的书？”
“啊？”
“那马克·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么？都是马克什么的。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倾。还不赶快招认？”
当时的岛内，莫说谈论马克思，就是宣扬哈耶克都不是一件自由的事情。从大陆来台的殷海光就因为介绍哈耶克，宣扬自由民主思想，抨击国民党当局，被从台湾大学开除，遭到软禁。
受他影响的李敖更是在岛内宣扬全盘西化，多次入狱，和国民党的笔仗打了几十年——当然此人后来的态度已经是后话了。
如果说殷海光等外省人做的多是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对抗国民党统治的话，本省作家则更多立足台湾本土，反映的是本乡本土在时代浪潮下的颠簸，与国际上各种思潮的互动。
黄春明就曾在小说里描写过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工商管理硕士”，回到台湾，做起了给美国大兵介绍妓女的工作。为了生意兴隆，主人公对皮肉生意做了一番包装，利用美国大兵“东方主义”的偏见，把酒吧女装扮成东方小寡妇，以“异国情调”吸引美国大兵。
妓女穿着清末民初仕女的行头、戴上假发、脚穿绣花鞋，窝肢里塞着一条香绢，要“外表像冰山”似的冷，“里面像火山”似的热。在黄春明的作品里，台湾仍旧受着美国、日本的经济剥削，他塑造了多个日本、美国人前来台湾猎艳，台湾人居中拉皮条的故事。
台湾乡土文学如此尖锐的批判性，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所恐慌的。七十年代，当局的笔杆子们就和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发生了一场论战。
不过“乡土文学”派内部相当混乱，有左翼也有右翼，有第一个提出“台湾人意识”、“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也有坚持“‘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的，对国民党和大陆的情感相当复杂。不过他们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国民党统治。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情系大陆的余光中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指责“乡土文学”派堪比中国大陆的“工农兵文学”，称其中若干观点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竟似有暗合之处”。
如此“通敌”之举，在当时的台湾属于其心可诛。余这么数落对方，让徐复观等亲国民党人士也颇感不快，说他扣的不是帽子，而是“血滴子”，明显要把“乡土文学”派置于死地。
徐复观所言不差。余光中在论战中想通过当局肉体消灭论敌，甚至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马克思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交给当时国防部总政战部，告密陈映真是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这些乡土派本身认同中国文化，但在当时本土的政治运动和思潮却经常被国民党冠以“台独”帽子。如此政治高压、言论高压的结果是一批“乡土文学”派成员立场开始真的向“台独”方向发展。
比如后来的民进党大佬黄信介，在70年代末为了结合对抗国民党的社会力量，正是在“乡土文学”派作家王拓的餐会上宣布组成“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争取民主权利的。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1979年，“美丽岛”杂志社成立，后来多位民进党大佬，如黄信介、许信良、吕秀莲、施明德等人都是其骨干成员，本土作家王拓也是重要成员。就连老斗士杨逵也做了《美丽岛》的顾问，一生反对日本当局、国民党当局，老了还要挂个名继续反对。
《美丽岛》可不仅是一本杂志，还是各种政治活动的策源地。国民党当局多次策动流氓打砸《美丽岛》办公场所，打伤办公人员。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策动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引发骚动，国民党军警将杂志社一网打尽。
“美丽岛事件”后来几乎成了民进党政治的源头。除了杂志社的那些日后的民进党大佬之外，为“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也成为民进党的中坚力量。
而美丽岛这个名字本身，则在后来成为了高雄的一个捷运站名，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点。
民进党成立之后，思想上的争鸣加入了政治夺权的意味，变得越来越简略、越来越狭隘。“台湾本土意识”慢慢变成了“台独意识”，“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对立情绪也在整个话语体系中被渲染得愈发激烈。
终于，纵贯几十年的复杂斗争和合理诉求变成了狭隘的“统独之争”。举凡说到“本土”，就一定要和“台独”绑定。
至于“二二八事件”，则更是简化为“外省人”打压“本省人”，仿佛它天生就就是“台独”的简单事实依据。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今年李敖去世的时候，不少新媒体称“一个时代的落幕”，其实也算不上过分夸大——这些年，亲历过那个时代的台湾文学和思想界的人大多可以盖棺定论了。
李敖晚年成了无党籍议员，倡导台湾和大陆统一。有人攻击他卖台，他笑称就是卖台，而且还要卖个好价钱。
余光中于去年去世。他的诗作在国民党当局来看，能够唤起军民归乡之情，有利于“反攻大陆”，其实算是一种对大陆的精神武器；晚年这些诗作又因为怀念大陆的意涵，在大陆受到追捧，成为了大陆统战的文化范本。时代的反转令人啼笑皆非。
王拓在蔡英文政治低潮期扶了她一把，却在蔡英文当选的2016年去世，留下遗言“小英加油！”自己实际上没有真正逞过做执政党大佬的威风。
陈映真常年混迹于本土作家之间，总有些来自旧时代的做派。他痛斥王拓把“乡土文学”歪曲成台独，让文学沾染了政治的习气。然后早在八十年代，陈就投身统一工作，还在1999年受邀参观建国五十周年阅兵，连遗体告别仪式都很有象征意义地在八宝山举行。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在那一年吴浊流的小说《无花果》因为“严重歪曲事实，挑拨民族情感，散播分离意识，攻讦丑化政府”而在岛内被禁。讽刺的是，吴浊流的《胡太明》虽有揭露日本殖民时期罪恶的内容，在二战后的日本却没有被禁。
胡太明从大陆国民党的监狱里逃出，营救他的大陆人揶揄他说：
“历史的动力会把所有的一切卷入它的漩涡中去的。你一个人袖手旁观恐怕很无聊吧？我很同情你，对于历史的动向，任何一方面你都无以为力，使你抱着某种信念，愿意为某方面尽点力量，但是别人却不一定会信任你，甚至还会怀疑你是间谍，这样看起来，你真是一个孤儿。”
多次再版的《胡太明》也因此有一版的书名最为有名，叫《亚细亚的孤儿》。
罗大佑和吴浊流有过交往，在八十年代感怀台湾岛内外形势，创作了一首同名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