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生少了，谁急了？
不知不觉，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已经实施两年多了。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成为2000年以来出生人口最高的年份。
有人寄希望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能够扭转新生人数量下降趋势，去年生育统计数据却泼了一盆冷水。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放开二孩政策边际效应在递减，或许没过几年就和以前一样不痛不痒毫无效果了。
应该适时加入生娃大军的90后，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心态。这导致生娃越来越少的趋势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最急的就是各地政府。
5月16日，天津宣布了“海河英才”计划，本科生40岁以下，硕士45岁以下，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只要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即可办理直接落户。
有趣的是，这一抢人计划是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宣布的，难道天津市开着会，突然发现人工智能噱头太多，还是不如活生生的人靠得住？
计划一公布，上百万人涌向天津，从网上即可申请办理，到服务器瘫痪而转为线下办理，之后又规定调档才能落户，随之又规定在外地有工作者不得户口空挂，不能按照在津无工作申报落户。急得现场办理者吐槽：“天津的政策真是一天一变！”
天津这么急着抢人，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吸引人才，却总让人觉得是在盯着“人才”背后的六个钱包。某知名经济学家说得好哇，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不要紧，可以找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父母要钱，一对夫妻就多了六个钱包，首付钱就不在话下了。
人家知名经济学家都发话了，地方政府自然就身体力行，“天津引才，意在钱包”，政策一下，某小绿App上二手房的成交量一度涨了三倍。
地方政府急了，接着外媒也开始帮着着急。彭博社搞出了个大新闻：中国在年内就会废除计划生育。
替中国着急还真是不用上税。其实外国情况照样不好，2017年，日本出生的新生儿数量为94.1万人，韩国为35.77万人，都创下了历史新低。别说东亚了，美国新生儿数量也不乐观：2017年美国有385万名婴儿出生，创造了30年来的新低。
现在经济足够发达的国家，似乎都不大想生孩子了。对于我这个还没生孩子的吃瓜群众来说，这太正常不过了。文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压抑生孩子欲望的魔鬼。我总结了一下，一共有三座大山，它们分别是：
食利阶层狠压榨
文明振兴烧燃料
人权进步求自由
大山一：食利阶层狠压榨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最早的人类集体是由一个人对所有其他人进行强行统治。成功地统治着其他人的人就是父亲，他占有所有他渴望的女人并与其生儿育女，使部落的其他成员都俯首帖耳。
“儿子们的命运是艰难的。如果引起了父亲的嫉妒，就会被杀头、被阉割或被流放。他们被迫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并从别人那里抢夺女人，权充妻子”。所有的工作被分配给儿子们，所有的快乐归父亲享受，人类集体就此组织起来，这就是弗洛伊德眼中最原始的人类文明。
弗洛伊德的模型还比较粗糙，两千多年前墨子就总结得很精练了：“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宫里别养那么多宫女，天下就没那么多单身汉，他们自由结合，人口就多起来了。
墨子生活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一心为全国人口增长，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出谋划策。奈何最高统治者宁愿所有的工作让别人做，所有的快乐归自己享受，至于人口会不会增长，都不如自己喜好来的重要。三妻四妾，后宫如云，举凡是个男人都忍不住这个诱惑。
可惜墨子生活的年代还是太早，他给出的统治者抑制生育的工具也仅仅只是限制女性的自由。说到头来，最高统治者也就一个，整个食利阶层也不过以万计，影响相当有限。后世的食利阶级通过经济手段压榨民众，抑制生育的能力可就大多了。
宋朝农村普遍存在生子不举现象，即多生的孩子被父母杀死。各地官员对此记载很多，比如“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这种可怕现象甚至形成了风俗，“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为甚，江宁次之，饶、信又次之”。
这种杀死新生孩子的行为有着明确的控制孩子数量的目的，在当时的记载中这一点是很明确的。“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为其赀产不足赡也。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贮水溺之，谓之洗儿”，“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婺源 “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这可能是一种残忍的原始计划生育。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赀产不足赡”五个字就能简单说明这一问题了，说白了，就是
“养不起！”
如果再详细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宋朝身丁钱（人头税）太重。两浙地区的穷人需要“每丁输绢一丈、棉一两”，福州一带的身丁钱居然是夏税的三倍。官员上书描述生子不举现象的时候，虽然斥责民众是“愚民”，但也不得不承认税重：“每见百姓诉丁盐袖绢最为疾苦……终其身不可免。愚民宁杀子，不欲输袖绢。”
对于多生一个孩子，孩子十多岁就得交繁重的人头税的小老百姓来说，趁孩子刚生下来就杀死，保持孩子数量较少就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办法。反正小孩也没有生产能力，对家庭的贡献是负的。
哪怕民族主义风潮兴起之后，各国打倒了国王建立了民族国家，资产阶级上台，仍旧有食利阶级压榨民众，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这样描述一战之前的法国的：
“近几十年来，工人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工人们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法国资产阶级感到兵员不足了。它大声疾呼：‘民族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于是资产阶级‘顿时慷慨起来’：亲自起来坚决主张为工人阶级进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复一下元气，多生一些孩子。要知道，如果把母鸡杀了，那它就再也不会生蛋了。”
大山二：文明振兴烧燃料
当然，民族国家建立好处更多一些。国家已经不是国王的私产，而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追求资本增值的工具，客观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初文明里的儿子们性欲受到压抑，不得不去干活，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就是通过把人类在性欲上的力比多拿出来用在工作上，从而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建立起来的。
这个理论反向理解，对于干活的“儿子们”可就不妙了：文明需要你们拿出更多的力比多来工作，提升文明，至于你们的快乐和性欲，文明没有什么考虑的打算。而且越是急需提升的文明，越需要人们的力比多。这种文明的压榨虽然长远看比完全被食利者压榨要好得多，但是落实到具体个人头上照样很是痛苦。
说白了，被发展机器裹挟进去的小人物，都成为了活生生的人肉燃料。表现在生育上，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很多人以为“人口红利”单纯是劳动年龄人口多，这就不正确了。“人口红利”是在劳动年龄人口多的情况下，新生儿童和老人都很少，这就意味着国家赚钱的人多，需要花钱的人少，赚的钱省下来的就多了。应当抓住这个机遇期多攒钱用来投资，等到这一批劳动年龄人口变成老年人，投资就能收回回报，国家也就比较发达了。
所以像非洲那样虽然劳动力不少的地区，其实并没有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因为非洲儿童很多，导致需要花钱的人照样很多，积攒不下资本。等到非洲也开始少生孩子，逐渐提高教育水平，攒下钱投资，那才开始利用其人口红利。
对比一下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口结构，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印度人口红利用了一半，非洲人口红利连用都还没用呢。
衡量人口红利的利用情况，我们可以看抚养比，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越大，说明劳动人口需要养育的人越多，人口红利越小；反之，人口红利越大。具体又可以分出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来衡量老年人或儿童数量占劳动人口的数量，以确定来自老年人和儿童的抚养压力。
根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核算，人口抚养比下降一个百分点，对人均GDP增幅的贡献为0.115个百分点，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人口抚养比对人均GDP的贡献达27%左右。
确实自从1996年以来，总抚养比一直是下降的。但是应该注意到的是，其实老年抚养比一直在上升。总数在下降，有一个分支却在上升，说明另一个分支下降严重。而这个分支刚好就是儿童的抚养比。换言之，中国的劳动人口供给充足，是建立在少生孩子多上班的基础上的。
而且再仔细观察这张图你会发现，从2010年开始，中国老龄化进程已经扭转了中国原有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越来越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没完成，那可咋整？新鲜的燃料们，那就得辛苦你们一下，你们得可劲儿燃烧，烧得更旺些。至于生育，燃烧自己奉献青春的人还敢生育吗？
大山三：人权进步求自由
聪明的你看到这里会问了：为什么人口红利兑现完了，儿童抚养比还会一路走低呢？
其实只要国家经济通过人口红利的兑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生育率就注定要降低，而且在现有文明框架内很难再次提升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权利在不断进步。
最直观的例子，人口红利中攒下来的钱要投资于教育，而无论男女，受教育年限增长后都会倾向于晚婚——过去你十五岁上父母就给你包办婚姻了，现在你二十七八岁还在实验室里过柱子攒论文呢。生活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谁敢随随便便结婚呐，更别提生孩子了。
而受了更多教育的一代人成长为父母后，他们形成了路径依赖，会让自己的子女多受教育，同时对子女的婚姻态度较为开明，最终导致他们的子女也更可能晚婚。
另一方面，女性意识的崛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人口红利，本质上是更多的人赚钱，更少的人花钱，于是更多的女性进劳动力市场。当她们通过工作有了收入后，会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不再急着依附于某个男性。
小姐姐们才貌双绝，吃喝不愁，便蛰伏起来等待一位经济和社会地位优质的男性。于是结婚率降低，初婚年龄增长，此后生育风险不断提高，大姐姐们就干脆拒绝生孩子了。
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高速发展的年代早有先例。据统计，1851-1871年，英国未婚大龄女性数量从7.25万人升至12.5万人。这一群体主要出现在中产阶级，并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而壮大。
这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眼熟？前几年炒作“大龄剩女”问题时，你会发现，所谓的“大龄剩女”大多是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女性。她们往往经济独立、条件优越。但如果她们还是受限于传统的女性要找更强的男性的价值观，那择偶范围就一下子小很多了。而优质男士向下的可选择空间大，未必要找特别优秀的女性，双方错过缘分也属正常。
很多优秀的女性于是选择养着一只小奶狗弟弟。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其中的姐姐甚至还不算事业特别成功的类型。
但事实上，也就中产阶级以上存在剩女问题。在中国男性比女性总体数量多的情况下，更多的是底层找不到媳妇打光棍的男性。
由此可见，本大山应搭配着大山二一起发挥作用。中等收入阶层在经济增长期培育出来，他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但又要做经济增长的燃料。清醒而痛苦的人，自然会抵制生育。
如果再加一点大山一，那就更妙不可言了，看看最近家庭杠杆率就知道了。
中国的长辈真是全世界最好的长辈，后辈要六个钱包买房子，他们就掏出六个钱包，2014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3年里，中国家庭杠杆率居然飞涨了15%。
这段时间正好和2015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暴涨重合。
六个钱包都拿去买房子了，年轻人怎么可能有闲钱去生孩子呢？
未来之路是走出来的
半个世纪前，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写道：“我们又一次面对发达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能，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潜力，它的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
彼时彼刻，他心目中的破坏能力大概是美苏争霸时期威慑全球的暴力，那是两个阵营能够毁灭地球几十次的核武库。
但是他绝对想不到，冷战结束快三十年了，这种破坏能力变成了一种舒缓的、平和的能力，以一种潜在的、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通过让进入发达工业社会文明的人们越来越不想生孩子，来逐步消灭人类。
既然文明是建立在压抑人的快乐，拿走力比多来建立起来的，强迫人们去工作的管制就是文明的基础。马尔库塞进一步推论，在生产力大发展的今天，文明在操作原则下的进步本身已达到了一个新的生产水平，压抑人类基本本能的工作时间可以因为生产力的增长而减少。
然而，这件事并没有发生。
他由此推论，文明一直在保存自我，这意味着连续的、压抑性的本能组织所以必须存在，与其说是为了“生存斗争”，不如说是为了延长这一斗争。
所以希望在于现有文明的框架需要突破，而突破点在于压抑人类基本本能的工作时间的减少，以及得到更多物质财富。
于是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动化身上：“因为社会的自动化过程表现了劳动力的变化，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了劳动力的质变，在这一质变过程中，劳动力从个人中分离出来，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客体，并进而变成为一个主体。”
这和今天寄托于人工智能差不多。
马尔库塞在想象未来时，提到：“合理的东西是这样的一种想像，它能够成为朝着和平的生存，即无恐惧地生活的方向重新建立和重新确定生产机构的先天条件。”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对如何走向这个未来办法不多：“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
所以这条路还得我们这些“燃料”一步步摸索着走下去。
对了，最后温馨提示一下，可别走上类似于Ayawawa之流教诲的情感路线，这路情感教主本质上通过反智主义推行压抑女性个性的封建糟粕，虽然能够有效避免大山三的出现，但长此以往会让社会陷入大山一的世界。男人们也一定要加入反对的大军啊！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