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鼎革之际，其父郑芝龙为明朝重要将领，出任过福建总兵官,后由于拥立南明隆武政权有功,被封平国公。随着抗清形势日益不利，清顺治三年,郑芝龙准备降清,被郑成功极力规劝。一意孤行的郑芝龙，非但不听，还要其同往福州投降。江日升《台湾外记》载：“功不从，上书有‘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编素而己’之句”。之后，郑成功写信谴责其父这种不忠行为，据温睿临《南疆逸史》载：“我家本起草莽，骸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锡国姓，掌玉碟，界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致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祠，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惟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降清后，郑芝龙被清政府作为招降郑成功的“秘密武器”。顺治十年八月，郑芝龙派李德前往厦门劝郑成功，说只要归降，清廷就封郑“海澄公”。据杨英《先王实录》载：郑成功则回复“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 …忽承严谕,欲儿移忠作孝。…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因屡次劝说郑成功归降无效的郑芝龙，又被家奴尹大器“诬告”而被清政府囚禁，但他仍认为自己的儿子会“回心转意”，又派谢表前往宁德见郑成功。据《台湾外记》载：（谢表）说，“太师受禁，无非为藩主不肯藕发耳！今天下己定,徒劳无益。父子天性，焉可弃绝若早投诚一日，则太师早得一日之安”。成功喝曰“尔辈但知保身,岂知误国为大”。之后,又写信给郑芝龙说“吾父祸福存亡，儿料之熟矣。… …儿志己坚，而言尤实，毋烦再报，乞赦不孝之罪。”
郑成功进攻南京失败后，损兵折将，且抗清形势急转直下。1660年，清政府派大将军达素率领一万多骑兵，和浙江、广东等水师相互配合，想一举击溃郑成功。
看到敌军来势汹汹，郑成功与部下商议后，准备让将士将自己的家眷安顿在台湾。两个月后，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当过通事的何斌，将一幅完整的台湾地图献给了郑成功，并趁机游说他收复台湾。
顺治十八年（1661年）4月间，郑成功率军二万五千，战船一百多艘，从金门出征台湾。24日抵澎湖，五天后在台禾寮港登陆，“荷兰大惊，微辞于成功，成功曰：吾无他求，此我家旧地，还我，子女玉帛，汝悉载以去。”当时郑成功在给撰一的通谍中严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予既来索，则地当归我。”
之后，在台湾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九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迫使殖民者头目撰一在降书上签字投降。
但是，同年十月，已无利用价值的郑芝龙，被清政府处死。据《延平王起义实录》载：郑成功（闻讯）“伏案顿足大拗曰父乎当时不听儿苦谏，以致有今日。天乎，天乎然伪朝待降人如此狡诈，儿不得不编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也。”
清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 就在他刚刚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 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南明永历帝, 被吴三桂在缅甸擒杀。至此，大明朝皇室彻底断绝。
实际上，对郑成功的评价，在基本史料上是没有太大分歧的，我们要根据史料以及正确的理论科学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论台湾或大陆的政权如何变更，往往都是积极的。
清王朝对郑成功的评价。大清官方对郑成功的评价，可以采用郑成功逝世时，康熙帝所赠其对联来概括：“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从儒家视角，充分肯定了郑成功忠君的立场。清政府收复台湾后，默许了台湾乡民建设“开山王庙”，祭祀郑成功，并允许郑家将郑成功灵柩迁回大陆；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清政府意识到台湾的重要性，正式在台湾设立祭拜郑成功的官庙。
日本对郑成功的评价。早在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屡次向日本德川幕府借兵，共同征讨清王朝。尽管最后抱憾而终，但是郑成功是日本锁国时代海外“开疆拓土”的日本英雄。江户时期，郑成功就作为一名日本英雄，成为多部日本戏剧的主角，如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合战》系列。日本侵占台湾后，由于郑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户，母亲田川氏又是日本人，是个中日混血儿，于是日本人对他也十分推崇，并和日本神道教结合，将纪念郑成功的“延平郡王祠”改成“开山神社”，郑成功在神社中作为日本神道教的神祇被供奉。
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迁台，郑成功以台湾为“反清复明”基地的做法，又与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策不谋而合，白崇禧又在延平郡王祠里又立起亲题的对联和青天白日徽章。
而大陆方面，郑成功攻取台湾，也和“收复台湾”的政治理想一致。
大陆、台湾、日本，似乎都可以将郑成功当作自己的“民族英雄”。
不管怎样，郑成功的爱国精神是毋庸置疑的，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主要表现为移孝作忠，坚持明朝正朔，抵御殖民侵略，收复先人故土等。
在收复台湾时,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即东方首都、明朝京城之意。可见郑成功随时欢迎永历皇帝前往台湾，且下定决心要将台湾建成全国抗清中心的政治态度。据夏琳《海纪辑要》载：郑成功“将卒之年,谣传永历遇害,有劝其改年者,泣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终身尊奉正朔”。
郑成功的爱国精神，一直延续至其子郑经。据夏琳《海纪辑要》载：康熙二年（1663年）,“永历讣至,世子犹奉其正朔,称永历十七年”。郑经嗣位19年,“虽得七府,雄踞一方,而终身称世子，奉明正朔不少变，舆论称之”。
要知道，当时明王朝己无任何一个皇帝存在，郑经仍然能坚持明朝正朔，体现了其爱国精神。郑成功、郑经这种对“国家”的忠诚，让历史上一些为个人做皇帝梦而搞割据、独立的人显得非常渺小，也使中华传统文化中“忠君爱国”思想得到发扬。
因此,据刘廷献《广阳杂记选》载：“台湾赐姓公之贤,以为诸葛忠武、郭汾阳、岳武穆后之一人也”。又“赐姓提一旅之师伸大义于天下，取台湾存有明正朔于海外者将四十年，事虽不成，近古以来未曾有也,贤于文信国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