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挂在湖南长沙岳鹿书院大门的一副非常大气的楹联，永远让人只能仰视。其中的“楚”指的是湖南还是湖北呢？
先来看一下这副对联的出处。
清嘉庆年间，袁名曜出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人请其撰写大门楹联，袁以“惟楚有材 ”为上联，让众学生对。就在这时，明经（贡生）张中阶刚好来到，大家对他说了此事，没想到张应声就对：“于斯为盛”。于是，这幅名联就此撰成。
很多读者认为指的是湖北，因为湖北别称荆楚大地，还有份报纸叫“楚天都市报”。
实际上，有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很早就有了，流传了很多这方面的传说。
相传清康熙年间，湖北黄鹤楼换了一块“惟楚有才”的匾额。湖南人不干了，当地官员领着一帮文人前来理论，出了一副上联“宝塔巍巍，四面八方六角”，并要求在限定日期内对出，否则就拆下匾额拿回去挂在岳阳楼上。湖北地方官员连忙请出进士、著名诗人陈大章，当时他已辞官回家，陈大章对了“玉手摇摇，五指三长两短”。就这样，“惟楚有才”的匾额才算被保留下来。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湖北深厚的文化底蕴。
再来看一下岳麓书院。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其峰为南岳衡山之余脉，因此得名岳麓。
五代末年，有两位僧人在此以儒者之道立学。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扩建为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公元1012年，选出山长周式，之后又被宋真宗召见，受赐队衣、鞍马和内府书，要知道这是当时朝廷赠予名儒的最高礼遇，还书赐“岳麓书院”匾额。
于是，书院开始与庐山五老峰白鹿洞书院、睢阳应天府书院、登封太室山麓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不过，至北宋中期，朝廷大力扶持的地方官学兴起之后，还禁止士子离籍读书，书院最终被并入地方官学。
两宋政权更迭之际岳麓毁于战火。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刘珙，为了复兴岳麓书院，专门聘请湖湘学派传人张栻主持书院教事。
张栻决心借机改变书院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方针，强调士人要有担负天下的精神。在《岳麓书院记》中，他指出：“侯（刘珙）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乾道三年，朱熹到访书院并同张栻会讲《中庸》之义，开启了自由讨论学术精神的大门。据当时侍行的学生范伯崇说：“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张二人声名远播，听其讲学者极多，史载岳麓书院门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可见当时的盛况。
南宋宁宗嘉定之后，党禁解除，理学地位迅速上升，岳麓书院成了朱熹、张栻弟子传学基地。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因触犯太监刘瑾被贬贵州龙场的王阳明，途经岳麓讲学，自此阳明弟子也常来此处讲授“心学”。
自此，岳麓书院形成了“践行”朱、张二人思想，重践履的传统。即使天下学风风云际会，岳麓却仍较持重。
清初，朝廷开始抑制书院的自由讲学，害怕阐扬华夷之辨；康熙二十六年, 皇帝给岳麓书院赐了御书匾额“学达性天”,同时颁发了十三经和二十四史；雍正时期改为扶持控制，尽管岳麓书院数次得到朝廷的褒扬，但其自由研讨学问的氛围却没有了。
据易宗洋《岳麓书院记》载：这“今皇上加意作人,于雍正十一 年,各省皆购千金,以为书院兴贤育人之资。”
至晚清，深感国运日蹙的曾国藩等人，决心从湖湘之地学风改起，开始研讨西学。光绪年间山长王先谦改革书院课程，于“经义”、“治事”之外增置算学和译学，并购置《时务报》给学生阅读。王氏为晚清经学名家，仍信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光绪二十七年（1901）， 清廷下诏改书院为学堂，二十九年湖南巡抚赵尓巽奏改岳麓书院为湖南高等学堂。此后又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更名为湖南大学，一直至今。
不难看出，岳麓书院真的配得上其大门上的这副睥睨时空的对联楹联。
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为：“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意思是：即便你楚国有很多的人才，但是事实上都在晋国发挥了作用！
可见，“惟楚有材”中的“楚”最初指的就是楚国。战国，楚国进入了最鼎盛时期。当时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一时间兵强马壮，初露称雄之势。楚宣王、楚威王时期，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河南中部、安徽和江苏北部、陕西东南部、山东西南部，幅员广阔。因楚国国都在湖北荆州，所以湖北又称荆楚。而湖南作为楚国故地，历来也自称楚地。
而袁名曜书写的“惟楚有材”,用意就要人们吸取楚不惜才的教训,要爱惜人才,尤其是培养人才的岳麓书院,更应将惜才作为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在这种办学思想下，袁名曜怎么可能限制岳麓书院的生源仅限于“楚地”呢？对此，山长李文照在《岳麓书院同窗年谱序》作了高度概括:“楚南旧有岳麓,自宋以来,弦诵迭起,以迄于今,人文更济济矣。丁酉之岁,大中垂李公、大方伯宋公,在任兹士, 讲求大典,以此地为乐育之蔽。相与招致九郡之俊士,捐精以优之,课艺以励之。”
可见，这里的“楚”应为泛指，不仅仅限于湖南湖北。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日,‘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日:‘才难,不其然乎?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意思是孔子盛赞周武王时期人才鼎盛局面。可见，袁名曜就是要岳麓书院重视人才,以重才作为办学方针。为此，岳麓书院尤其重视培养拔尖人才。如《零陵县志》载的高悼就是这样一个“少聪慧,动学诗文,皆天然秀拔,于书无所不读”。书院招收他,并重视培养，山长黄明鳃称赞：“数湖南才子,谓悼为第一”。此外，也可以看出袁名曜想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统治者要重视人才的培养,并重视岳麓书院。很显然，“于斯为盛”指的就是岳麓书院。
于是，岳麓书院才能培养出那么多志向高远、才华卓著的求学者。如南宋湖湘学派，成为那个时代建功立业的骄子；明末王夫之，立志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终成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清中期后，国家内忧外患，岳麓书院更是人才鼎盛，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杨昌济等都出这里走出，有的开风气之先，有的创不世之功，名震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