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社交媒体上曾流传着这么一件事：有座道观里只住着一个老道士，有记者问老道为什么就他一个人？道长说他小的时候师父带着师兄们下山抗日去，一去再也没回来。这件事情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大多数人都在赞叹道士们“盛世封山修行、乱世下山救人”高尚品德。也有少数人偷换概念误导大家，以达到对佛教进行攻击目的。他们提出“乱世菩提不问事，老君背剑救苍生”的荒缪说法，表面是褒扬道教，真实目的却是为了诽谤佛法。
“老君背剑救苍生”，这是不争的事实，无可非议。但是，所谓的“乱世菩提不问事”，就是彻头彻尾的诽谤了。
就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一批高僧大德不遗余力的致力于反对法西斯，抵抗侵略战争。周恩来曾经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念佛。”
虚云老和尚，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全寺大众每日礼忏二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僧众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粮食捐献给国家，用来赈济灾民和作为军粮。广州沦陷后的第二年，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将诸方善信供养的资金20多万元，悉数交与粤省政府做为赈济灾民之用。
抗战期间，身为当时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七七事变前，太虚大师撰文指出，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这正是“我佛慈悲，惩恶即是扬善。”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刀兵连绵、尸骸遍地，印光大师痛心疾首。1937年的一天，有人引领日本军官到灵岩山寺拜访印光大师，日本军官拿出当时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藏》大藏经，赠送给灵岩山寺，被印光大师当即拒绝。法师态度严正，立场鲜明，毫无畏惧，保持了民族气节，激发了僧众的民族尊严和爱国热忱。
弘一大师。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厦门，友人劝弘一法师内避，弘一法师则表示“为护法故，不怕枪弹”。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驱逐日寇。
“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七七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的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且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圆瑛法师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圆瑛法师还两次偕徒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他的弟子明旸，经过数十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殉国后，他的头颅被运往长春。日本关东军最后决定将赵尚志的头颅焚烧灭迹。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多次去般若寺拜见主持倓虚法师，经过倓虚法师的智慧周旋，终于将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保护了下来，掩埋在般若寺内。
巨赞法师，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抗日高僧。抗战爆发后，巨赞法师奔走于福建、香港、广东、湖南等地，组织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民国27年应邀去湖南南岳华严研究社讲学，经田汉介绍结识叶剑英。在叶的鼓励下，在民国28年秋，于圣化寺成立“南岳佛道教救难协会”，任协会宣传股长。是唯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开国大典的法师，抗战时期，周恩来曾亲笔为巨赞法师题词：“上马杀敌，下马念佛”。
名扬一时的西藏诺那·呼图克图活佛，在抗日救亡中也有突出表现。“九一八”事变后，诺那·呼图克图立即通电全国，表示自己的满腔悲愤，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外敌入侵、祖国危难的关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驻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西康诺那活佛等旅居南京的康藏人士，奋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召开会议并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宣称：同人等籍隶康藏，万里来京，大义所在，不敢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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