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人开始为其在战争期间所犯的罪行一一反省、道歉和忏悔，除了清算纳粹历史，扫除纳粹遗毒之外，从来没有为纳粹的侵略和屠杀行径进行过任何辩解。
最早在战后的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盟军在德国东南部的历史名城纽伦堡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22名纳粹首要战犯进行公审，这就是著名的——“纽伦堡大审”，累积的审判记录和证据总共有42大册，被起诉的22名重大纳粹战犯当中，除了前纳粹空军司令戈林在宣判前服毒自杀之外，另外11名罪大恶极的纳粹战犯被处以绞刑，7名判处重刑，3名无罪释放告终。
而整个战后盟军在德国总共起诉战犯70,000人，其中有36,000人被定罪确定；其实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各同盟国之间对于大战之后要如何处理纳粹战犯相当分歧。英国人最反对审判这些战犯，丘吉尔甚至直接主张将他们当成罪犯枪毙了事。反倒是苏联领袖斯大林建议公审再予以处死，他说这样可以“免得世人以为我们不敢审判他们”。
只有美国人主张由法律解决。最后同盟国达成协议，同意合组“国际军事法庭”，并在纳粹经常举办大型集会的纽伦堡进行这场世纪大审。纳粹在1933年，就在这里举办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而希特勒夺得政权之后，著名的《反犹太纽伦堡法案》也是在此处出炉的。
有德国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延续，因为欧洲各国强加给战败德国的补偿压力，把德国逼上绝路，不仅无法催生民主与和平，还种下了日后德国复仇的祸根。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延续了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列强凭借著船坚炮利到处掠夺所必然产生的行为。在整个欧洲近代史中，德国充其量不过是个后起的强势争夺者而已。
但纳粹却让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战争中最基本的行为道义，也就是说，希特勒不应该在全世界都厌战的情况下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最糟的是他不但侵略别国，还将军事行动加入了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不但有计划的灭绝欧洲的犹太人，也连带造成许多被侵略国百姓的大量死亡，其中苏联就因此死亡超过2,660万人（超过当时俄国总人口的1／10以上）。
1949年9月12日，战后德国第一位总统特奥多尔·豪斯（1884～1963）在联邦议院发表就职演讲时指出：“德国有些人‘一心尽快忘却过去的一切’的态度表示担忧，他因此提醒德国百姓──不要忘记德国历史上的‘重负’，不要忘记德意志人在争取民主方面的无能”。
8天后（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正式宣告成立。1951年9月27日，西德第一位总理、与路德维希?艾哈德（1897～1977，曾担任西德经济劳动部长、联邦总理）一同被誉为德国“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康拉德?艾德诺（1876～1967）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为此他特别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进行官方赔偿谈判的建议。
他说，尽管绝大多数德国人与纳粹分子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无关，“但是，无法形容的罪行却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此德国人民有责任作道德和物质上的补偿。”由于当时德国正忙于重建，很多人认为清算纳粹的罪刑应该已经足够了，尤其是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国家与军队领导人的责任，众多的德国人不过是这个杀人机器上的“零件”，在国家的命令与暴力胁迫下，他们只是在单纯的执行命令，根本无需为罪行负责。
不过时任西德黑森邦检察总长的佛列兹·鲍尔却不这么认为，鲍尔坚信，“持续追缉纳粹是为了诚恳面对过去，唯有如此德国才能拥抱未来”。鲍尔具有犹太血统，在希特勒发动大屠杀期间，幸运从集中营生还，战后回任检察官的鲍尔致力于搜寻纳粹战犯及其罪行证据，因此被讥为“一心复仇的犹太人”。反对者批评他说──德国好不容易才慢慢走出战败的阴影，为何还要不断以审判纳粹来自揭疮疤呢？面对社会的压力，孤军奋战的鲍尔曾无奈的说：“当我步出办公室，就踏入了敌人的世界。”
1957年，鲍尔获知有“纳粹刽子手”称号、“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躲藏在阿根廷。鲍尔评估了一下当时的情势，他认为战后西德政府内前纳粹官员那么多，为了自己、为了脱罪，这些人绝对不会认真追捕艾希曼。于是，鲍尔不惜背上叛国骂名，私下将艾希曼下落告诉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这个情报组织在第二次界战结束之后以追捕、猎杀前纳粹成员闻名于世。摩萨德也不负鲍尔期望，成功从阿根廷将艾希曼绑架送至以色列接受审判，而这也是继“纽伦堡大审”之后最有名的纳粹战犯审判，也再次唤醒世人对纳粹暴行的重视，最后终于促成了德国政府重启对纳粹成员罪行的追究行动。
西德在1958年11月，成立了“追查纳粹罪行总部”，对几十万有关二战期间的罪行重新进行调查。经过长时间的搜证与辩论，1963年，德国终于在法兰克福召开着名的“法兰克福审判”，鲍尔出任首席检查官。
与“纽伦堡大审”只审讯纳粹高官不同，法兰克福审判除了要深究负责杀人的集中营人员，也将依指示行动的人员确认为共谋，确立了“服从即有罪”的原则，让“服从指示”和“未亲手杀人”不再是战后纳粹种族洗清罪责的脱罪借口。这个审判不单只是要彰显正义，更重要的是希望借此教育下一代的德国人重新了解纳粹暴行，因为大屠杀绝非几个人可以干成的，需要一大批盲目且赞同希特勒主张的帮凶，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德国人可以置身事外，要持续反省，才能彻底弥补历史的伤口。
德国法西斯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永远无法被遗忘，但德国人勇于正视这段历史。经过几十几年来不断地反省自责，德国主流社会开始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永远铭记这段恐怖的历史，永远记住纳粹法西斯的罪行，并要把这种认识世世代代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