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及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奏劾李贽，明神宗朱翊钧随即下诏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将李贽下狱，并通令损毁其著作。据史书载：狱中的李贽，获悉还被朝廷羁押回原籍福建，感慨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又道：“衰病老朽，死得甚奇，真得死所矣。如何不死？”三月十五，叫侍者帮其剃发，李贽趁机夺下剃刀割喉，差不多两天才气绝身亡，享年七十六岁。东厂锦衣卫向神宗报告称李贽“不食而死”。马经纶将他葬在通州，坟墓至今还在北京市通州区海子公园燃灯塔西侧。
对于他自杀的原因，是被逼而死，还是畏罪而死，或者还有其他原由呢？
李贽,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在福建泉州晋江，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曾任共城教谕、北京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680)后,先后在湖北之黄安、麻城定居，并讲学和著述。其言行学说尽管被官府与正统道学家视为异端,但是却能屡禁而不绝,重要的著作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道古录》等。
我们先来看看李贽自杀的原因--被逼的。
当时的明王朝正处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大厦将倾、瓦解土崩、国脉衰竭。思想文化上,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已无法“凝聚”人心,取而代之的就是盛极一时的王阳明心学。虽然明王朝自建立之初至统治秩序的稳定,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加强控制,当时老百姓的社会生活被封闭在正统观念和程朱理学的规范里,但是心学在道学方面的革新,对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冲击不容小视。生逢此时的李贽，开始批判现实、反思传统。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所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其所从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李贽是明朝最富叛逆精神的思想家,与其所生的时代处处显得格格不入,可谓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其友人马经纶曾说:“卓吾生今之世,宜乎为今之人,乃其心事不与今人同,行径不与今人同,议论不与今人同,著作不与今人同……”(《启当事书》,据《李温陵外纪》)
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李贽可以算得上是第一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儒家经典方面,他有自己的标准、思路。
我们知道，自汉代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后, 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历代思想家、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切着眼于儒家思想。李贽却是反其道,与传统历史观唱反调。
《续焚书》载李贽客居黄安时,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山中寂寞无侣, 时时取史册披阅,……尝谓载籍所称,不但赫然可纪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纵遗臭万年,绝无足录,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羡。况真正圣贤,不免被人细摘;或以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敌对,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
可见，他认为以往评价历史人物,造成不少冤屈,而其读史时评价历史人物就是想为这些历史人物“辨雪”,和“百千万人作敌对”,正是因这一点,击中反动理学的要害，让封建传统势力如坐针毡。
此外，他常对被奉为圣典的孔孟之进行道激烈抨击，认为《六经》、《论语》、《孟子》不是“万世之至论”，反对“咸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说孔、孟的话都是在特定情境下的对话，受到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他还认为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是非常虚伪的说教，主张尊重人的天然情性。
据《焚书复京中友朋书》载：“天下之人，本与仁者一般，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明灯道古录》载：“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众人一。”将圣人和老百姓等同起来，矛头直接对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其实，这也反映出当时农民阶级和新兴的城市平民阶层迫切希望思想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
当然，这也让明王朝的统治者震惊了，张问达在弹劾李贽的疏中写道：“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
明神宗以“敢倡乱道”罪，将李贽逮捕。
不过，我们在分析外在因素给李贽巨大冲击的时候，不要忘了他是自杀而亡的，况且初步审判后，明神宗只是让他回原籍，没有下诏将其斩首啊。可见，李贽也非畏罪自杀而死。
既然分析了外因，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致李贽自杀身亡的一些内因吧。
自少年起，李贽的性格就有与世俗、传统相“违背”的一面。六、七岁随其父就读于私塾,十二岁模仿《论语》中的樊迟问稼章写了《老农老圃论》,引起众人关注。据《续焚书卷一》载：二十岁,为养家而四处奔波劳碌,却发现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情势“犹如聋哑,全不省视之。”《焚书卷三》载：读朱熹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对待科举考试,他说:“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 一能通孔圣精蕴者耶!”于是“取时文兴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场得五百。”
在官场二十余年，李贽目睹了腐败的朝、无能的官吏、虚伪的道士（没有真正领会道家精髓的那些人）。但是，他的处世原则却不能忍受这样的环境，“余……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相接。”(《阳明先生年谱 后语》)“心上无邪、身上无非”、“不愧、不怍”(《续焚书》卷一)。
五十一岁那年, 李贽以非进士出身的人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至四品。不过，三年任期满了之后,原本凭着政绩可以往上升的李贽，却辞官退隐山林了。
辞官后的李贽,为了不让红尘之事烦扰,先是携妻女客居黄安，最后移居麻城,只身在芝佛院居住。据《明书·李贽传》载，很多士人学者来听其谈道,而“士人妻女,多有携衾 枕宿庵中者。”
他开始著书，揭露批判虚假的道学,评论古今人物,嘲讽以孔子是非为唯一是非的学术思想。据《李温陵外纪》载：“有官弃官,有家弃家, 有发弃发。”
已经被一些人视为“异人”，即行为怪异的人。为此，他曾作诗一首来表达自己叛逆的性格。《石潭即事四绝》:“若为追欢悦世人,空劳皮骨损精神。年来寂寞从人谩,祗有疏狂一老身。”
尽管李贽从制度、思想、道德、学术等诸多方面对封建社会传统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贽自始至终都无法“创造”出一套新的思想来代替其所批判的旧思想。于是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存在很多局限,就连他自己有时也陷入了矛盾之中。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贽。因为尽管当时中国古代封建政治制度、道德思想文化都已发展成熟，但是还不具备“新思想”的诞生。在《万历十五年》黄仁宇先生指出:当时“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可以说，李贽自杀身亡，是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