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作品，获得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最佳电影——金棕榈奖。电影讲述的是一家人的故事，从电影题目上，就知道这家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好人”。一家三代五口人，全靠着年迈的奶奶微薄的退休金生活，而当钱不够，几个人也会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来“补贴家用”。但就是这个手脚不干净的家族，却做出了收养孤儿的纯善之举，但也因为这个行为引来更多麻烦。
撇开电影本身，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社会底层犯罪率远高于社会的其他阶层。这当然不是说贫穷是元凶，但贫穷的确可能对个人、家庭造成一系列影响。个人的贫穷可能由于自己一系列不好的决定所导致，比如违纪、辍学、吸毒、过早发生性行为等等。另一方面，由于不良的生长环境、家庭关系，使得他们没办法发展出那些能让自己摆脱贫穷的品质，比如良好的工作纪律、个人责任感等等。这次我们要聊的，就是贫穷对人的心理影响。
贫穷与大脑发育
贫穷的家庭环境不仅影响学生的行为和学校表现，还会增加罹患精神疾病、反社会行为的可能。贫穷会大大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影响不单是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性，贫穷会对认知功能、神经及大脑发育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记忆的影响更大。一项对美国145名6-12岁儿童进行的跟踪研究显示，从小生活在贫穷环境中的儿童，其脑白质和皮层灰质的体积都更小，海马体和杏仁核的体积也更小。皮层灰质和脑白质与大脑中的信号传递和加工有关，而海马体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有关，杏仁核也与记忆和情绪有关，而这些区域的体积减小也意味着认知功能可能有所损伤。其他研究也发现，五岁前生活在贫困之中，对于儿童的大脑及神经发育影响更具巨大。
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对美国10个地区的、来自不同阶层的1099名儿童和青少年的大脑结构进行了脑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均与儿童大脑皮层的表面积相关。家庭年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儿童的大脑皮层表面积比超过15万美元的儿童小6%。这种相关性广泛存在于大脑的众多区域，并尤为明显地体现在一些负责语言加工、冲动抑制及其他自我调节的脑区中，而此前的研究已经反复证实，这些能力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贫穷还会影响大脑皮层的发育速度。在生命早期，神经细胞发育处于峰值，每秒钟有700 - 1000 个 新 的 神 经 连 接 形 成;在3-6岁的大脑皮层发育关键期，大脑的重量将达到成人大脑重量的90%。随着时间推移，变化趋势逐渐减缓，而当既定的神经回路模式形成之后，要将其改变十分困难。由于发育中的大脑可塑性强，其受到正面和负面塑造的可能性都很高。然而，实施最佳干预的窗口期是短暂的。突触的数量大约在 6 岁时达到峰值，其后十年间不断减少。研究表明，家庭的经济地位会对这一变化趋势造成影响。在贫困家庭，儿童的大脑皮层厚度在早期往往急剧减小，进入青春期后下降趋势变缓;而在富裕的家庭，一直到青春期后期，皮层厚度随年龄增长而减小的趋势都更加平缓。也就是说逆境可以加速脑的成熟，使幼儿的大脑更快速地成长。穷人家孩子的大脑皮层厚度快速减小，这表明他们的大脑缺乏“可塑性”，这种能力可以改变大脑结构，可塑性高的大脑更容易适应学习工作变化和生活环境。
针对贫穷对于儿童大脑及认知发展的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近年提出了“认知资本”的概念。认知资本是指当神经增殖和大脑结构发育处于峰值时投资于儿童的新兴范式和组织框架。正因为发育中的大脑具有可塑性，神经连接具有复杂性，在积极刺激作用下，认知资本的经济回报十分显著。投资于大脑发育将带来健康、教育、潜能、就业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改善。而相反，负面刺激则会导致认知资本贬值、身心健康受损、教育成效降低以及人生机会减少。因而对于逆境儿童进行全方面的早期干预，能事半功倍地促进儿童的大脑发展，提高认知能力，进而对社会经济增长产生长远的影响，也就是让孩子更聪明，经济更健康。
贫穷与风险决策
社会新闻里经常有这样的例子：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了更大的利益，有时候，正是因为贫穷导致了鼠目寸光、铤而走险。风险越大、收益越高，总体而言，不回避风险的确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和财富。“人穷志短”也在实验中得到过验证。由于穷人更需要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在“省钱”上耗费的认知资源，也会影响其他的认知表现。在实验中，被试者被随机分到“贫穷”(经费少)和“富裕”(经费多)情境中，在进行完一些买东西的任务后再完成一些需要意志力和控制力的认知任务，贫穷组的人在后续任务上的表现明显更差。由于贫穷削弱了意志，这也妨碍了穷人获得更大的成功。
在风险决策中，我们常会面对这样的选择：是现在获得较低收益、还是未来获得较高收益。人们的选择会随着“未来”的远近，和收益增加的程度而改变：“未来”越远，就得有更高的收益。这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对收益的满意度折损的现象，叫做时间折扣。每个人都会进行这样的折扣比较，折扣率也因人而异，这取决于对于未来风险的评估。在心理学中会使用未来折扣率来研究冒险精神。对未来充满不确定、害怕冒险的人，对未来收益的折扣率就大，更加不愿意为未来投资，在实验中表现为更愿意选择较小但较快获取的物质奖励。而愿意冒险的人，则更可能受到大收益的诱惑而冒险，未来收益折扣率低，在实验中表现为更愿意选择较大但需要延迟一段时间才能获得的物质奖励。穷人，尤其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更加回避风险、表现出较高的未来折扣率，比方说收入越低的越南人，越愿意选择小而快的收益。更有意思的结果还在于，在实验条件下，控制绝对收入相同，那些曾经经历了收入突然减少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回避行为，但收入的突然增加并不会影响后续的风险行为。也就是突然致贫的人，会更不愿意冒险而失去脱贫机会，更难摆脱贫穷。
穷人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会影响折扣率和冒险行为。比方说，在现实中穷人借钱可能因为缺少抵押和信用度，而不得不从非正式的渠道借债，而这些渠道往往利息更高、风险也更高，能够借的钱也不会很多。因而在实验中，穷人可能出于长期形成的“本能”而选择当下的收益。实际上，只要手头紧张，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更看重眼前收益。有研究曾比较了人们在发薪日前和发薪日后的风险行为偏好，结果发现人们在发薪日前可用现金更少、花钱也更少，在实验中也表现为更高的未来折扣率和风险回避。
贫穷与幸福感
实用主义认为：一个行为正确与否仅仅取决于是否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沿用实用主义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延伸到这个命题：穷人的快乐与富人的快乐来源是否相同?
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定期会对超过一百个国家的居民和移民进行了调查，从2012年起每年发布世界幸福报告。根据报告，各国幸福指数的确跟该国的人均GDP有一定的关系——最富裕的国家，比如丹麦、瑞士等国的人民幸福指数更高，而生活在非洲中部这些最为贫穷的国家的人，幸福指数则最低。但是并不是所有富裕国家的人民都更加幸福。比如日本在2016年的排名中排在53位，远差于它在经济发展上的世界地位。
全球幸福报告除了让受访者对自己的幸福程度进行0-10分的打分，还曾让受访者估计其他受访者中认为自己“很幸福”或者“相当”幸福的人，能占多大比例。几乎所有国家，对周围“幸福的人”的估计远低于实际情况。对于个人感知和他人感知的差异，有很多心理学的理论可以解释，比如自我服务偏向，也就是人们往往会高估自己的实际情况。
但即便多数人存在我自服务偏向，也不能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对周围人最为乐观估计的加大拿和挪威，受访者认为除自己以外能感到幸福的人不过60%，但在受访者之外的统计数据中显示，这两个国家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超过所有受访者的85%。而在香港、韩国对整体人群的估计偏差更为离谱：90%左右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幸福，但只有25%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其他受访者感到幸福。有一种可能是社会赞许性导致在更重“面子”的东亚国家，受访者更希望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但也有学者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解释，认为自我报告和对估计之间的巨大差异，表现了对个人乐观、对社会悲观的社会态度。
钱也并不会买来快乐。没钱的时候，人们认为只要有了金钱就能让生活更快乐，但真的挣到了原来的目标，却不一定那么快乐。这是因为我们会逐渐适应收入的改变：因为“满意的生活”的要求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我们也在变化中逐渐适应了现有的生活，而出现了新的目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收入逐渐降低，人们却难以适应。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并没有证实财富和金钱之间的线性关系，对美国超过5000个家庭、18000万人的一项始于1968年的研究发现，收入增加会减少消极情绪(比如紧张、悲伤、绝望等)，换句话说：有钱不会让富人更开心，但是贫穷会让穷人更悲伤。但也不是钱越多越好，越有钱的家庭，这种收入带来的情绪增益越少，“有钱更快乐”在家庭或个人年收入超过一定数量后便消失了(根据两项独立样本的美国研究，“临界点”分别发生在家庭年收入20万美元以及个人年收入8万美元)。
中国古人所说的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起来是能带给所有人快乐的事情，但细细想来又不全是这样。比如原本特别骄傲自信的人在他乡落魄潦倒，这时候可能最不想见到熟人(参见“秦琼卖马”)，而如果心有所属却被迫跟别人结婚，花烛夜可能比刑场还痛苦。同样的事情带给人的喜悦程度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同样的久旱甘霖，给盼望雨水的农民所带来的喜悦，远大于每天坐办公室的人。即便是同样的事情，带来的喜悦也与个人所处环境、个人情况和需求等等因素所决定。人们可以怨天尤人，但也可以“身处地狱、仰望天堂”。
作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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