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从中国西传
鲁迅先生说过：“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实际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一开始也是用于军事领域的。
北宋时，当局便设立了“火药作”。到了战争更加频繁的南宋，这类机构的设立更是普遍。蒙古在跟南宋交战时习得了火药的奥秘，又在西征的战役中把这个奥秘展现在阿拉伯人眼前，火药的秘密也随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世界。
据记载，欧洲第一场由火炮发挥关键作用的战争发生在低地国家，是在1382年5月3日的佛兰德尔手工业城市反对封建领主佛兰德尔伯爵的贝弗豪得威尔的战斗中。
火药和大炮的出现摧毁了贵族赖以保持其独立地位的中世纪城堡，因为这些火炮“造价昂贵，只有自由城市和拥有巨大税收来源的君主才能获得”，火炮成为市民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的武器。
最终，巨大的火炮在1453年春天，攻克了君士坦丁堡，彻底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
明朝的“佛郎机”与“红夷大炮”
此时的火药发明国来到了明朝。明朝是中国火器的一个高峰时期，五花八门的火铳、火炮走上战场。火铳成为军队的制式化装备，大炮也成了守卫边防要塞的主角。
到了16世纪，因为明朝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欧洲火器技术后来居上。当西洋战船横行中国海域时，中国人赫然发现西方人手中的火器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凌驾于火药之上。好在当时的大明朝廷与士人尚未愚蠢到将西洋火器看作“奇技淫巧”的地步。
大明王朝务实地采取了拿来主义的策略，于是，便有了“佛郎机”与“红夷大炮”在中国的传奇。
先是“佛郎机”的引进，明朝人称之为“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对佛郎机的威猛火力印象深刻的广东地方当局上奏嘉靖皇帝，请求“颁其（佛郎机）式于各边，制造御虏”。朝廷的反应同样迅速，当年工部军器局就制造大样佛郎机铜铳32副，发各边试用。
在佛郎机传入中国的不长时间里，明代朝野已将其视作御敌利器，用“山寨”佛郎机装备明军。所谓“火器之中，佛郎机尤为便利。边关之地所以自卫攻敌者，唯此是恃也”。
之后引进的是“红夷大炮”，明朝军政人物大多是以赞赏、欣羡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新式武器。随后，一场颇有声势的引进、仿制红夷大炮的军事变革也在明末推广开来。
这种学习立竿见影，起兵以来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被袁崇焕以11门“红夷大炮”一通猛轰，遭到了惨败。8个月之后，努尔哈赤一命呜呼。
在宁远之役一炮打响的“红夷大炮”令明廷喜出望外，竟然将一门立功的大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实际上，火器技术上被超越，中国人通过购买、仿制，基本能弥补上，但军事战术的进步就不行了。
火药在欧洲的变迁
在欧洲，火枪的出现使一个贫穷的农民经过几周时间的简单训练，也可以用火枪杀死一个从小就练武、接受精心训练、自备精良武器与盔甲的骑士。
步兵装备了火枪后，很快将取得对骑兵的优势。火枪则催生了步兵，使它成为一个独立兵种。从西班牙方阵到莫里茨亲王改革，从古斯塔夫国王的崛起到腓特烈大帝的巅峰。火枪兵淘汰了弓箭手、打穿了骑士的铠甲，最终装上刺刀把长矛扔进历史垃圾堆。
欧洲在数百年战争磨砺出一套步兵战术——身着鲜艳笔挺军装的士兵，伴随着军乐鼓点，排着整齐队列直挺挺走向战场。在很近距离内，对垒两军随着号令排枪齐放，虽然不断有人中枪倒下却无人躲闪，直到一方战线崩溃。
这种看似愚蠢的打法，被一些人戏称为“排队枪毙”，但正是用这种排队枪毙战术，却使欧洲军队独步世界，打败了一个个古老民族，游牧民族叱咤战场几千年的天然军事优势不复存在。同时，高频度的战争刺激了冶金铸造工艺和火药提纯技术的复合式进步。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发明了后膛装弹的步枪、机枪和带弹性炮架、钢制线膛火炮的出现，以其越来越强的火力，配合新出现的内燃机、野战电话等等，战争面貌焕然一新。
西方军事系统的演变具有极强的连续性。以火炮系统为例，不仅受到强烈的多国体系竞争驱动，而且化工、冶金、机械、数学、光学、运输乃至后来的通信、雷达、计算机、精确制导等技术领域的新成果，以及组织和训练的改进，都会迅速作为新因素添加到该系统中，使系统在小步快跑的不断积累之下，每经过一定周期，就会出现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西方军事系统似乎具有自我生长的生命力，由于系统凝聚了不同时间和空间内无数人的知识、智慧和经验，因此可以说此类系统比任何天才都要聪明。因此，在明朝的武器引进和仿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火器如何在清朝荒废
有一种说法，认为满洲以骑射为本，导致了火器的荒废。这对于一个以武立国的民族而言是不合逻辑的。
从乾隆朝《平定伊犁回部战图》看，清军、回部和准噶尔均大量使用火器，清军鸟枪的装备率远高于前明，明代十分珍贵的西洋大炮在清军中已十分常见，火炮也都装备了简易的炮车，不再需要钉在地上固定发射。
清军的火枪部队，“实以排枪之九进十连环，为军营决胜之技”，实现了持续的火力投送，至乾隆年间进一步改为三进四连环，证明了鸟枪装备率的提高。
从乾隆《大阅图》可以判断，清军的火器阵列达到了17世纪古斯塔夫改革时期的水平，较之明末孙承宗“车阵”，无论火器装备率，还是技术水平，乃至战术编制，都有很大进步。
虽然有以上的进步，但清朝军队尚未建立一套可持续的有效军事体系。这才在鸦片战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很多人似乎相信我们是以“大刀长矛”对抗“洋枪洋炮”的，其实，清军装备的火药兵器其实也是洋枪洋炮。中英武器的代差还不足以决定一切。
此战中，中国和英国都使用前膛装填的滑膛枪炮，都使用黑火药，英国的军事工业也还未完全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但是，差距还是存在的。
清朝的火器虽然较之明末有较大的发展，基本达到了欧洲17世纪的水平，但较之欧洲一日千里的军事科技进步，已然被甩在了后面。
组织上的全面溃败比武器的差距更致命。火器与冷兵器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一种消耗品。但是乾隆末年工部定了一个省钱的办法，奏明各省，“不准另开耗铅火工”，鸟枪火绳等耗材，令兵丁自备。
若想新购军需，“均照京城制造药铅火绳工料办理”。这项倒霉政策令各地督抚完全没有添造火器、操练火器的动力。
还有就是训练，对于英国炮兵而言，瞄准开炮已经成为物理、几何应用题，只需要测定距离等参数，对照射表，即可调整方位、角度，实现精确瞄准。
中国火炮不少连瞄准装置都不齐备，完全依靠炮手的经验，承平日久，大多数炮手实际上就没什么经验，打响就行，毫无准头可言。
最后，观念上的落伍最令人咋舌。鸦片战争后，许多士大夫谈及火器时，竟然认为火器是宋代从西洋传入的，甚至以蒙古破襄阳城时使用的抛石机——襄阳砲作为火器西源说的例证，足见统治阶层对火器技术的无知到了何等地步。
（作者：纪彭，“国家人文历史”授权看历史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