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和隋朝低层官吏纷纷起兵各据一方。然而小说家言“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看似乱七八糟，实则隐隐遵循着一个地域魔咒：即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东边的又普遍干不过西边的。
隋末大乱各势力的大乱斗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湖州豪强沈法兴在江浙一带起事，“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署江南道总管。”（《旧唐书》卷60《沈法兴传》）结果被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李子通率兵打的狼奔豖突，毫无招架之功。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李子通这边厢高奏凯歌，那边厢又被来自章丘（今山东济南章丘市）的杜伏威打的伏地求饶。
西边的对东边的碾压则更明显。无论是强盛一时的瓦岗军，还是打遍河北山东无敌手的窦建德，都被崛起于河东、关中的李唐收服。如果往深一步探究瓦岗军败没的原因，消耗其大部分主力的，正是宇文化及率领的以关中子弟为主力的骁果军。
那么为什么隋末唐初会出现这样的地域魔咒？原因大概有三：
一、北人善战，继承的是南北朝遗风
北人善战并不是天生如此，是在一场场残酷的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始终是大变乱的主战场。我们梳理一些以北方城市冠名的著名战役以窥其貌：
北方传统地域范围几乎全被波及，时间跨度自西晋大乱至隋朝末期。在这样惨烈的长时间的战争锻炼中，北方人的战争适应力无疑十分强大。更重要的是，频繁而高烈度的战争，催生出许多新的技术。像重甲骑兵的运用，马镫的发明普及与传播，攻城器械的创新，城池攻守战术的完善，基本都是从北朝开始发端完善。除了水战不及南方外，其余一切军事技术，北方都对南方处于碾压态势。
到了隋朝，隋炀帝还组织了三次规模空前的征伐高丽军事行动，为了保障大军供应，巨量民夫被征发组织起来进行粮秣转运：“既而一讨浑庭，三驾辽泽，天子亲伐，师兵大举，飞粮輓秣，水陆交至……，每年兴发，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九区之内，鸾和岁动，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所有供须，皆仰州县。”（《隋书》卷24《食货志》）
北方人在被惨痛役使的同时，也在日复一日的准军事化组织行动中，锻炼出令行禁止的军事作风。故而他们一旦转换身份揭竿而起，往往具有迅猛的行动能力。隋末山东河北受役使最为严重，所以这两地产生的起义军数量最多，破坏力也最大。
▲杜伏威
即以杜伏威为例，他几乎是无师自通地成长为一个军事统帅。他自山东南下，眼见淮南群盗并起，于是提出“合以为强，则不患隋军相制”的战略，使纷乱流窜的小股义军渐渐合并。他精于带兵治军，创制粗具其形的中军“上募”，使军队主力形成了强有力的核心。他又极具悍勇之气，或是带头冲阵厮杀，或是身履险地诛杀敌酋。杜系义军占领江浙一带后，他又迅速转换身份和视角，从频繁的征战转向根据地建设，“进用人士，大修器械，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表现出极其高明的思维和视野。
二、关西能战，因其社会军事化程度更高
隋末诸股义军和军阀势力，前期以瓦岗为首，后期以王世充、窦建德为主，南方又以萧铣势力最大。但诸股势力最后都亡于李唐之手。特别是李孝恭、李靖平萧铣之战，平江陵一城而尽收汉南千里之地，称其为“起义军收割机”毫不为过。
李唐势力的基本盘来自河东，但其主要势力基本都是关陇人。关陇集团起自代北、扎根关中，自北朝中后期突然开始放飞自我，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连续爆出惊世之作，特别是府兵制系统建立后，关中陇右的兵民组织大大地健全起来。北周武帝准备攻齐时，“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组织府兵部队，并不像前燕大括户口、前秦尽驱天下人为兵那么粗放，而是在一定训练基础上的扩军，并且保持了频度极高的年度校阅，这使得关中的军事化程度冠绝于其他地区。隋朝建立后，惩于三方之乱的影响，强化居重驭轻的军事制度，关中军府的数量以及常备兵员都远高于地方，故而汉王杨谅之乱虽近在密迩，关中的禁军亦能够迅速削平之。
▲《隋唐英雄传》中李渊的剧照
李渊起事后，太原元从兵力仅三万余，一路南下进攻关中，收编军队达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不是乌合之众，而隋朝崩溃后散在各地府兵。这些府兵能够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例如尉迟敬德降唐后，唐“以为右一府统军，使将其旧众八千，与诸营相参”，尉迟部后来未见拆分或重新整编之记载，但在唐军诸战中却发挥了极大作用，洛阳之战若非尉迟之功，李世民几乎不免于被俘。
甚至于，关中兵力达到相当数量之后，李渊为了解决战兵多而营田者少的矛盾，甚至组织部分军队转入耕战兼顾，分渭水肥田赐罢战之卒。可以想象，在东方诸股义军拼命扩充兵力、只顾食故隋仓之粮的同时，唐军如此奢侈的操作，代表着何等爆炸的战斗力水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关陇河东之人有什么先天优势，而是府兵制诞生七十余年来，关陇社会已然习惯了这种亦兵亦农的转换。
▲唐高祖李渊剧照
正应了那句俗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李渊乘虚入关中自不免有摘桃之嫌，但他掐准了关陇地区军事化程度高的特点，充分扩大并利用这个优势，进而形成对关东义军的碾压优势，亦可体现出他高超的统帅之才。
三、南方战争欲望并不强烈
农民起义，无外乎活不下去了，逼的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隋末农民受剥削之程度，北方重于南方。故而从起义的广度和烈度上看，南方都与北方相差较大。萧铣起事时，并不像窦建德、王薄那样活不下去了，而是一帮低级校尉看其他地方造反看的眼热，才合谋叛隋。萧铣因其南朝梁代宗室的身份而被拉出来当头目。
▲唐平萧铣之战形式图
萧梁政权向南方略地，几乎不费什么功夫，“东至三硖，南尽交址，北拒汉川，皆附之，胜兵四十余万。”看起来煌然巨之，其实只是一盘散沙。萧铣既不能提出建立新朝的政治构想，也不能对内加强管控，起事诸将各据兵权不听号令，萧铣被逼无计，居然用起了“放兵营农”的自我阉割之法削弱兵力，非但没有夺回权力，反而引发一连串内讧与屠杀，弄的上下骚然无力自固。起事仅仅五的，便被唐朝平灭。萧铣的败亡，表面看是统帅不力，实则荆汉之南民众并没有太强烈的造反意愿，称王道寡只是一些野心家的愿望。只有火苗而无干柴，这场起义之火是无论如何也燃不大的。
▲隋末群雄并起形势图
而从历史维度看，南方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与陈朝、隋朝六十余年来的南方政策有关。陈朝刚一立国时，便对江南溪洞豪强进行连续打击，陈、留、熊、周等几大豪强势力被连根拔起，宗族首脑杀光宰净。隋朝又借平江南之机，对江南残存的豪强势力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武力打击。缺乏豪强的组织，民间势力就无从纽结，故而民不习战，勉强组织起来也无甚力量。陈朝时临川周氏宗族势力能与官军大战四五年，而到了隋末时，号称“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的沈法兴，主场作战居然被北来的李子通杀的满地找牙。
可见有时形势如此，究非人力所能逆转。而所谓的地域魔咒，都是数百年历史大势种下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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