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作为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泛结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利玛窦之所以能够让天主教在中国成功扎根，与他能够因地制宜，深入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并将其融入到天主教的教义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面对闭关自守的明朝，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而是带着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科学，披着东西方交流的外衣私下发展信徒。他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概念，把天主教的天主耶稣说成是中国本土民间信仰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一词至此产生。
利玛窦去世后，他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被有些保守的传教士们所反对和摒弃，他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于是他们开始改变利玛窦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德国人汤若望便是在这种极其不利的局势下前往中国传教的。
汤若望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汤若望一向把利玛窦视为偶像，悉心研究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合儒”传教策略，并且立志要把这种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和方法予以继承和发扬。在正式进入中国传教之前，他在澳门潜心研究儒家文化数年。其时正值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令明朝无力抵抗，于是朝廷决定发展火器战车，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汤若望等传教士们借机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汤若望这个中文名，是他进入北京城之后为了能够“合群”而取的。汤若望利用自己掌握的天文地理数学以及洋枪火炮制造的知识，很快赢得崇祯的重用，为明朝主持修正历法和监制大炮的工作。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汤若望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孝庄皇后还认汤若望为干爹，所以后来顺治称呼其为爷爷。顺治年间，汤若望很受重视，任钦天监监正。
顺治十五年，汤若望官至一品，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力因而扩大，各地教徒猛增至十万人，引起清廷一些官员的强烈不满。汤若望与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编撰的历法，遭到对历法一窍不通的杨光先的激烈反对，他写出《辟邪论》、《不得已》等文章加以驳斥，并屡次上书，谎称汤若望等意图谋反，认为需要将天主教信徒“杀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他荒谬地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很快得到以鳌拜为代表的朝廷保守势力的支持，在他们的打击下，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与钦天监的中国官员们同时被收监入狱，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等罪状，判处翌年凌迟处死。在孝庄皇太后的极力斡旋下，以京师接连地震为由，才保住了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性命，可惜五名钦天监的中国官员成为这次历法之争的牺牲品。
公元1669年，鳌拜倒台之后，南怀仁等上书陈冤，朝廷议处杨光先死刑，因年老免死，归乡途中病发身亡。已经病世的汤若望恢复名誉，南怀仁掌钦天监监务。
南怀仁和利玛窦、汤若望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对科学有很深造诣，对传教事业有高度热情，以及其他操守方面的优良品德。对当时信仰基督还处在初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传教事业的迫切需要上，除了利玛窦、汤若望两位神父外，几乎再无别人能比南怀仁更重要了。
这三位学贯东西的传教士，抛开他们的出发点不说，他们无论是著书立作，还是把西方著名书籍翻译成中文、满文，以及他们带来和传授的科学知识，无疑都是给闭关自守的明清注入现代科学的新鲜血液，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起到突破性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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