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来源地，其实也是最大的商人，手中的官帽便是其奇货可居的商品。只要金口一开、恩旨一下，赏赐某人某官的同时，必定是大把的真金白银塞进自己的口袋。初始某些皇帝只是把卖官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无奈之举，是临时性措施，所以尚能有定力控制，不至于泛滥开来。只是后来定力不高的皇帝也想尝一尝甜头，这一尝试便如瘾君子好上了鸦片，从此欲罢不能。于是，卖官这种事，初始只是严格控制的涓涓细流最终变成司空见惯的滔滔洪流，击穿了社会道德的底线，冲垮了帝国信仰的堤坝，最终变成淹没帝国的洪水猛兽。
有人说，卖官鬻爵之风起始于晚清，其实，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最早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汉书》）。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
东汉桓帝刘志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记》），卖的官爵种类大增，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先是“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单就卖官来讲，也是一种公平，毕竟油水不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
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由自己挥霍。
那么，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买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
由于官价太高，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官价开始有些缩水。《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汉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
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老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由此而来。
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地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地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谓“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后汉书》）。
汉灵帝荒淫无道，朝中宦官弄权，朝纲败坏；朝外上行下效，穷其能事。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加之当时全国又多发地震、水旱蝗灾、流行病疫，一时间民不聊生，只得揭竿而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