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
古代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优遇或免罪的凭证。为了取信和防止假冒，将铁卷从中剖开，朝廷和诸侯各存一半。
铁券镌刻的内容一般包括四个方面：一、赐券的日期，赐予对象的姓名、官爵、邑地；二、记载被赐者对朝廷的功勋业绩；三、皇帝给被赐者的特权，如免死等；四、皇帝的誓言。按朝延的有关法律，持有铁券的功臣、重臣及其后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种种特权。
铁券上的文字在汉时用丹砂填字，称做“丹书铁契”，即“铁券丹书”。
丹书铁券，是封建帝王颁发给功臣、重臣的一种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铁券是勋章的雏形。
唐以后铁卷不是丹书而是嵌金，《辍耕录》记载唐赐吴越王钱镠的铁卷，形状宛如瓦，高尺余，阔三尺许，卷词黄金镶嵌。誓词有所封的爵衔，官职及受封的功绩等，另刻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
明代铁卷依照唐制，不过“所谓免死，除谋反大逆，一切死刑皆免。然免后革爵革薪，不许仍故封，但贷其命耳”（明沈德符《野荻编》）。
据考，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
北魏时期，孝文帝经常为宗亲、近臣颁授铁券，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铁券，以作护身之符的现象；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为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连一些宠宦、宦官也有获得“铁券”的。而且，从隋代起，“铁券”上的丹砂填字渐渐改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将其称为“金书铁券”。唐代最著名的“钱镠铁券”，是乾宁四年（897年）唐昭宗颁赐给吴越国王钱镠的，现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丹书铁券”有了免死的权限，最晚在南北朝时期。早期铁券免死次数大多在3次以下。从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数不断增加，唐代后期，受赐铁券者的子孙甚至可以凭铁券免死1至3次。
宋代时，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从后周柴家手中谋得皇位，为了安抚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孙，赐柴氏“丹书铁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户晓的小说《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小旋风”柴进家的“丹书铁券”，确实有其历史依据。
到了明代，铁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从法律上规范了“丹书铁券”的颁授对象，仅限于立有军功，被封为公、侯、伯的勋臣。明代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一等，侯爵分为二等，伯爵分为三等。各等铁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铁券高一尺，宽一尺六寸五分。其他各等铁券大体是每等在高和宽两方面都递减五分。最小的伯爵二等铁券高七寸，宽一尺二寸五分。所有的铁券都是一式两件，一件授予获赐者，另一件藏于内府。在需要查验时，只要将它们放在一起，便可真伪立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长、徐达、李文忠等34人获公爵、侯爵封号，并被赐予“金书铁券”。 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赐予铁券。
明末，崇祯皇帝还曾给大宦官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颁赐铁券。
与唐代的铁券相比，明代金书铁券的券文已有明显变化。一是谋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数较少，子孙不免死。
清代，“丹书铁券”制度方被废止。
历史上还没有明确记载，哪位大臣在皇帝要杀他的时候，亮出免死金牌就可以捡回一条命。朱元璋立国后，赐予开国功臣的丹书铁券不在少数。可大家都知道，朱元璋杀起功臣来从不手软，被杀的功臣中有多少不是手中有铁劵的。自古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算你有铁劵也不好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