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 列传147》记载：“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至这次事件之后，明朝加快了灭亡的速度，史料记载：“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那么问题来了，崇祯为何杀死袁崇焕？难道只是崇祯一个人的问题吗？
关于崇祯为何杀死袁崇焕，这个崇祯皇帝的的性格和心理有关。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几乎都有一种接近病态的偏执性格，这种性格的特点就是：多疑刻薄，刚愎自用，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这种性格，人格相对完整，很少有精神衰退现象。主要的是妄想症，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其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渗透到妄想者人格的整个结构及特征中；二是妄想发展按部就班、逐渐进展、层次井然、前后协调、条理清楚，从而是自成体系。
这在明朝前任许多皇帝中可以找到踪迹。太祖的多疑刻薄；成祖的狠毒无情；宪宗的滥用私人；武宗的狂妄自大；神宗的偏激逆反。而崇祯即位后，国家早已积重难返。“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
愤懑中的崇祯皇帝，妄想性变得越来越强烈，到后来，甚至发展到认为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士大夫误国家”。简单而言，就是崇祯皇帝先是对大臣寄予厚望，甚至超出实际的期望。然而一旦令其失望，就变成愤恨，必杀之而后快。所以崇祯在位期间，杀死了很多的大臣，所以明朝不亡国才怪。
现在来说说下一个问题，袁崇焕被杀只是崇祯一个人的问题吗？其实袁崇焕自身也埋下了6个祸根。
第一个祸根：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肯定是充满厚望的，史料记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在这里，袁崇焕说一句大话，五年内平辽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崇祯对无实际效果的言论是非常反感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祸根了。
第二个祸根：在袁崇焕说第一个大话之后，有深知崇祯性格的大臣问了袁崇焕五年内平辽的事情，袁崇焕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大臣告诉了崇祯的性格特点，听完后，他才知道自己失言了。之后他又告诉崇祯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而这次又把话说得太满。
第三个祸根：“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毛文龙虽然是地方军阀，但从战略角度看，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而这次杀了毛文龙之后，导致辽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
第四个祸根：袁崇焕提出议和。当时明朝屡战屡败，都是基于大明朝的尊严，而袁崇焕提出了这种想法，相当于打了崇祯的脸面。之后袁崇焕又小心的建议道：“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之后崇祯让兵部尚书见机行事，但不得暴露。但无奈京都危机，议和之事被曝光张扬。
第五个祸根：崇祯三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军队绕过袁崇焕的防线，攻占遵化。袁崇焕急忙赶来，结果敌军改攻击京师，袁崇焕又随即率军进行阻止。然而京师的百姓姓和无知官员不懂国家政治军事大事，都在怪袁崇焕作为边防军，竟然让敌军打到京师，更是说他纵敌拥兵，怨声载道。
第六个祸根：《明史》：“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就是著名的皇太极的反间计，不过未必是死于反间计。崇祯二年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三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崇祯虽偏狭，但并不昏庸。
从崇祯的性格上分析，袁崇焕驻守边关以来，没有为崇祯分忧。清军依然可以骚扰边境，五年平辽也是不切实际，议和之事曝光，成为大明王朝难以启齿的羞耻。所以崇祯必须找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来保存崇祯作为天子的颜面。
最后，崇祯也随着自己“满朝无人，群臣负我”的心态，走向了大明王朝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