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3年，万历元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晚明繁华盛宴正臻于高潮。发端于宋元时期的全国性市场和海外贸易网络经过200年的涵养滋生日渐发扬光大，并以更加深远宏大的规模将芸芸众生裹卷进来，几乎无远弗届。
白银时代
海禁已于6年前放开，一条鞭法即将于8年后全面铺开。白银正成为这一切的关键词。
海禁放开输入了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摊丁入亩，折银缴纳——顺利进行所急需的白银，而由一条鞭法的大力实施所带来的赋税货币化改革则令晚明经济的白银化更上层楼，白银成为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
与其说大明帝国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不如说它发现了更好地挤压这只奶牛的方法。
当福建巡抚涂泽民于隆庆初年（1567年）上奏朝廷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的时候，恰逢来自海外的白银供应进入了井喷时期。
1571年，对菲律宾的征服已趋巩固的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作为它的首都。这个城市迅速成为新大陆与中国之间赢利最高的贸易中心。
1573年，中国与西班牙展开直接贸易后仅两年，两艘西班牙大帆船满载着生丝、丝和棉织品，以及2万多件明代瓷器，返回墨西哥。作为回报，他们从阿卡普尔科运来南美的白银，以支付中国商人从福建和广东带到马尼拉的货物。
那些被西班牙从新大陆带到欧洲的白银，也有不少再经过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手中回到亚洲市场，而其最终目的地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中国。
另一个白银的大宗来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开之时，在中日民间商人的合谋之下，日本就已经偷运了大量的白银供应中国市场。
16世纪晚期日本银产量迅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而此二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特别敏感。而比政治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16世纪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
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始终被限制，但日本国内市场对丝、丝棉织品、瓷器、黄金和其他商品迅速膨胀的需求，以及日本商人手中丰沛的白银，对中国商人构成了无可抗拒的诱惑。作为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葡萄牙人在1580年代每年从日本出口了超过15万公斤的白银，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
支撑着如此巨大规模海外贸易的是分工明确的专业化生产基地和运转顺畅的交换体系。否则，对于晚明的“出口基地”们而言，不仅衣食有忧，进行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原料也无法得到保障。
市场，已从调剂余缺的集市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和生活要素的调配中心——连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杭嘉湖、苏松太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生产对粮食作物的排挤效应，也出现了要从区域内其他地方甚或区域外的湖北、江西、安徽等产粮区输入大米的局面，“每岁无论丰歉，外省客米来售者，不下数百万石”。
除棉布、丝绸、蚕丝、棉花、粮食等大宗产品外，小民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小商品的供给也日趋市场化，江南“附郭之农兼粥蔬菜，织曲薄为业，皆不专仰食于田”。
而那些栖身于市镇之人则更全方位地从市场满足日常生活，“衣履有铺，茶酒有肆，日增于旧。懒惰者可以不缝纫、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在他们身上，自然经济连残余也谈不上了。
国家也更多选择从市场中获取国防和消费资源，以折色纳银法代替开中盐法获取盐引这一变化就鲜活地诠释了这一进程，这样效率更高，也更方便监督。
对市场的日益卷入加剧了国家对白银的需求，从而为赋役的货币化铺平了道路。而赋役的日趋货币化则要求人们将眼光更多地投向市场，不管他们情愿与否，因为白银来自那里。白银既是手段，又是目的。
一切都为了市场，一切都围绕白银运转。数额巨大的市场交易需要与之匹配的白银作为交换手段，而唯有如此巨大规模的市场才能吸纳巨量海外白银的输入，在这里，白银再次既成为手段，又成为目的。
凡此种种从国内到海外的内引外联，使白银和市场联手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内部出现一个相对成熟的消费社会提供了坚实的货币支撑和活动空间。
纵放欢歌
货币和市场的勃兴为晚明消费社会的成长打造了物质的起点和平台，而其日臻成熟则全赖晚明宽松圆融的社会氛围。
纵览中国历史，每个朝代一开始，由于专制皇权采取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士绅之权受到全面遏制；每至朝代晚期，由于政治经济情势的变化及外力的冲击，士绅之权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张，皇权则相应有所削弱。
在此范式之外，晚明的一个鲜明特色更在于皇权于乡间的萎缩更为明显，而士绅的队伍更形扩大，并有了较为自觉地自化为一个独立阶层的意识，从而具有了更强烈的自为意识。
唐代中期以前，乡里组织还是国家行政组织系统的一部分，名为乡官制，乡官由县府委派，汉代大乡的啬夫还有一定品秩，称为“有秩啬夫”。
唐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由郡县两级制发展为州郡县三级制，县官成为最基层的“父母官”，而原先的基层乡官制则渐渐演变为百姓轮流充任的职役制——里甲组织。
在造成基层组织性质转变的众多原因中，最有力的因素是人口不断增长，这一点在晚明尤为凸显。随着地方行政区划越分越多，地方事务也越来越复杂，朝廷无法再委派众多乡官去管理乡村。
而从财力方面看，官僚队伍日益膨胀，也令政府不堪重负。基层组织由乡官制转变为职役制，意味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变为间接控制，从而为士绅权力的膨胀提供了充分的空间。
晚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绅士统治提供了理想的空间。自明代中期以后，大量生员、监生和举人由于仕途不畅而沉淀在乡村，他们享有政府所赋予的免除徭役的特权，有着共同的社会活动、生活样式和世界观。
而有过职场经验的绅与赋闲乡间的士之间又因科举、学校、诗社、文社等媒介而结成师生、童年、同志、朋友，里甲制的逐渐瓦解也增强了他们共同的维持乡村秩序的领导角色。
绅士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垄断，以及向乡里民众提供利益保护而获得支配权力，同时也在官民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
现在，一个声色俱全的消费社会在这个缓冲地带出现了。明代前中期，官僚大多返回乡村宗族，中后期，缙绅世家活动空间开始以城镇为中心。
如果说国家对市场的卷入造就了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货币化管制模式，晚明皇权与绅权的起伏消长则催生了一个市场友好型社会。
作为社会精英的士绅以消费者乃至生产者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中，无疑赋予它以足够的理性与合法性，他们的倡导与鼓吹消除了人们对市场的恐惧与偏见，他们对消费浪潮——家居、饮食、旅行、出版——的引领更是激发了人们此前种种被压抑与隐藏的需求，从而以化精神为物质的方式推动着消费社会踏歌前行。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唐寅的《阊门即事》中弥漫着如此浓郁“脂粉气”和“铜臭气”，这在以前的文人诗词中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商人的后代，唐寅曾被赋予博取科名的重任。然而30岁那年，他由于身涉北京的科场弊案在政治前途上被判了“死刑”。
若是在前朝，唐寅难免在充满美人香草孤芳高洁意象的诗文中郁郁终生，但有幸生在晚明令唐寅能够以甜俗的“桃花仙人”的名目过上了恣情肆意的人生——他的诗文字画为世人追捧，行销于时，可谓自觉的流行文化的制造者与受益者。
经历了晚明消费欢歌，那些不再汲汲于“货与帝王家”的士绅，转而从市场中汲取了物质力量，以更独立的姿态在小民与皇权之间左右逢源。一个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的雏形第一次以相对清晰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作者：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