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城北泺口以东的新城创建了山东机器局，购买外国机器造起了洋枪洋炮。1898年，济南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教案和洋务事宜。
1901年，袁世凯在城内创办山东大学堂，1904年又在西关圩子城外新建校舍。早已觊觎山东腹地的洋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1901年，强占胶州湾并取得胶济铁路修筑权的德国，在济南圩子城西擅自修建了商务代表处（后为领事馆）和德华银行。
1904年，胶济铁路修至济南，全线通车，德国人在这一年还开办了邮局。这些都打破了济南素以老城为中心，在内城和圩子墙里打转转儿的传统。
一位在济南任职仅27个月的山东巡抚，却对这座古老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就是周馥。
周馥其人
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号兰溪，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年少时聪颖过人，家里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7岁时，他离开家乡到安庆谋生，以为人代写书信、测八字算卦为业。
同治元年（1862年）春，经人介绍，周馥凭借一手好字和一笔好文，赢得了李鸿章赏识，应募在其手下担任文书。
他跟随李鸿章近40年，历任道员、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等职，是清末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地方大员。1895年5月，他请辞回了老家，赋闲在家3年半。李鸿章请其出山，协助治理黄河水患。
1901年11月，李鸿章离世后，袁世凯从山东巡抚升迁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与袁世凯同为李鸿章幕僚，二人素来交往甚密，意气相投。
袁小周22岁，周是袁的叔叔袁保庆的至交，算是长辈，后来两人便好上加亲，成了儿女亲家。周馥最小的女儿瑞珠，幼年时就与袁世凯的第八个儿子克轸订了婚，袁世凯去世后两人正式成亲。
周馥的第四个儿子周学熙曾任袁世凯创办的山东大学堂的总办，相当于校长。周学熙主持订立的《山东大学堂章程》，成为那个时代全国大学堂管理制度的范本。此后经袁世凯相邀，周学熙还曾两任民国财政总长。
周馥入主山东
1902年5月28日，周馥任山东巡抚，并加兵部尚书衔。8月初他刚抵济南，就遇上黄河利津等多处河堤决口之危情，他一面组织官民修筑堤防，一面备有大量堵漏用的石块以防不测，同时沿黄河大堤架设电报通讯线路，以及时掌握汛情。
他还定期雇用沿河住户居民巡查保护堤坝，以防破坏。这些措施使黄河山东段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再没有发生决口的情况。
他入主山东后发现，济南过往的施政作为多用在兴学、修庙、治河等方面，世间弥漫着浓厚的“重儒轻商”之民风，每年的贸易额仅有数百万两，其经济地位在省内非但比不上烟台、青岛等“约开商埠”城市，甚至也不及周村、潍县、济宁等地。因此他极力赞成袁世凯提出的“新政”，力主除旧布新，扶持农桑和手工业。
他在济南设立了工艺局、树艺公司、桑蚕总局、缫丝厂、染织厂、志诚砖瓦厂、金启泰铁工厂、济和机器公司以及一家银行。1903年，他以官商合办名义，在府城东郊七里堡以北购地12公顷，创办山东农事试验场，聘日本人谷井恭吉教习农桑，试种日本谷类蔬菜瓜果、美国豆类棉花及本地谷物和蔬菜等，并在南郊燕子山、马鞍山、千佛山南麓辟林场三处，栽植树木。
尽管周馥一生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留下大量诗文专著，并十分重视新式教育。
1902年10月，为选送京师、直隶保定及留学日本的师范生，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堂附设师范馆，首批招生104名，成为全国地方官办师范教育之滥觞。翌年秋，选派50人赴日本宏文书院留学。
1903年10月，师范馆与山东大学堂分设，改称山东师范学堂。周馥将全省71个县的旧式书院，改为新式学堂，以借鉴日本和西方的办学理念。
1903年6月25日，他创办了济南乃至山东第一家报纸《济南汇报》，作为地方政府官报，每5天刊出一次，“分政、事、文、学四纲”，页数不定，没有广告。
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周馥也和袁世凯惊人的相似。他俩主张一方面抵制外国对山东的影响和经济侵略, 一方面又为寻求解决山东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洋人接触和沟通。
周馥来济南之前便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结下了友谊，并表示出对基督教义的浓厚兴趣。他来济南后，向来访的李提摩太及其4个女儿提供了轿子、游船和茶点，供他们畅游大明湖，并举行了丰盛的晚宴。
1902年12月，周馥提出访问胶澳（即青岛）的要求，令胶澳总督德国人特鲁泊深感意外。在青岛访问期间，周馥亲眼目睹了这块被洋人强行租借之地的迅猛发展，也看到了中国人在租界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他在与特鲁泊的几次会晤中，不仅表达了中国想要收回丧失的权利，结束殖民统治的基本意图，而且也表现了他对时局的关心。周曾对特鲁泊说：“即使青岛已租借给德国，它仍属于山东地盘。”
周馥成为继袁世凯之后第二位到青岛访问的清廷高官。他的这次访问在当时朝野上下饱受诟病，甚至被晚清李宝嘉所著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讽刺得不轻。
虽然没有详细证据表明他的青岛之行与济南开埠有直接关系，但他这次“破冰之旅”，从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他对山东寻求变革的决心。
济南开埠
在济南开埠动议上，袁世凯与周馥更是一拍即合。1904年4月4日，离胶济铁路通车不足两个月，袁世凯和周馥联名上奏，请求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辟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借堵洋人寻衅滋事之口”“以期中外咸受利益”。不日即获清廷外务部照准，当年即勘定界址。
为将新开之埠建成精心规划、文明有序的新城区，袁世凯和周馥等人进行了周密安排。先是成立商埠总局统一协调管理商埠事务，下设工程局，掌管界址内工程建筑、房地产、工商行政、税务、治安管理，并制定相关的规划与规章。
袁世凯还邀请其亲信、原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参与济南商埠开办筹备工作，主要是打造规划管理体系。袁树勋带来了上海相关的法律规章，作为济南新建商埠的样板。同时还参照岳州、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对济南商埠开发建设与管理做好制度安排。
袁树勋因此与济南结缘，于1907年再次来济南，做了22个月的山东巡抚，为商埠建设继续发力。
1904年11月，周馥被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1月10日，济南举行了隆重的开埠典礼，周馥的继任杨士骧出尽了风头，而人们没有在此见到周馥的身影。
辛亥革命后，一大批前清遗老遗少移居青岛德国租界寻求庇护，周馥更是熟门熟路，近水楼台，在青岛购建了前清官吏中最大的宅第，并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周馥还被推举为由苏、皖、赣、浙四省籍人士在青岛成立的三江同乡会会长。后来他去了天津。1921年8月21日，做了许多年寓公的周馥病逝在天津寓所，终年84岁。
尽管周馥生前很少提及自己在济南开埠时所做的一切，甚至他从济南卸任后很少再回济南，但今天的济南人应该记住他。
（作者：牛国栋，摘编自《济水之南》，看历史获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