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宣告成立。作为我国震慑敌人最有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火箭军此前有个别致的名号——第二炮兵。1966年，我国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二炮”正是在此期间成立的。
提到“两弹”，小伙伴们一定不陌生，它指的是导弹与核弹（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如果将导弹比作枪，核弹就可看作子弹。1960年，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发射成功，初步有了“枪”；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子弹”也有了。然而，一个艰巨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将“枪”和“子弹”有效结合起来呢？
左：我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右：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图片来源：china）
一、“糙汉子”遇到了“娇小姐”
从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到发射核弹头，美国足足用了13年（1945至1958年），苏联用了6年（1949至1955年），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想追上世界军事潮流，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年后，中国就成功用导弹完成了核弹发射。消息一出，西方国家大跌眼镜，纷纷感到难以置信。
原来，我国早就未雨绸缪，提前做了“两弹”结合的部署。最初，原子弹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负责研制，导弹则由国防部五院负责，两家单位一直各干各的。后来，在钱学森的领导下，两家单位共同组建了一个“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其成立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还早了半年！
钱学森（图片来源：britannica）
众所周知，人类第一次使用核武器是在1945年8月6日，美国将一颗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扔到了日本广岛。“小男孩”的个头一点儿也不小，它长3米，重达4吨，为了运送它，美国派出了二战时世界最大的“B-29”轰炸机。不过，二战后，随着世界军事科技的飞速发展，如果还用目标大、速度慢的飞机搭载核弹，显然有些落伍，用导弹发射核弹才是最时髦的方式。
1945年8月6日，美国将一颗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扔到了日本广岛（图片来源：fineartamerica）
为了早日实现“两弹”结合，九院迅速成立了专门的核弹头任务技术委员会，主任的重担，落在了副总工程师张兴钤的肩上。张兴钤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冶金博士，在钱学森归国次年，他也从美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先是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今北科大）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后来投身核工业，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一待就是几十年。
摆在张兴钤面前的问题多如牛毛。和导弹这个高大威猛的“糙汉子”相比，原子弹简直是个“娇小姐”，它怕热、怕冷、怕潮、怕振动、怕冲击，若想乘坐导弹上天，必须得在各方面加强锻炼。最让张兴钤感到棘手的，就是原子弹小型化的问题。
张兴钤院士（图片来源：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网站）
安装在导弹弹头上的原子弹在体积和重量上必须比地面试验时大幅减少，外形尺寸和几何形状都要符合导弹弹头的壳体，同时结构强度和元器件性能还必须满足导弹飞行环境条件，这对部件设计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然而，当时国内并不具备精密加工的能力，即使部件设计出来也加工不出来，这可如何是好？
“难道加工值一定要完全与设计值一致才行得通吗？能否允许存在一定的公差呢？部件之间的间隙多大才不影响正常的功能发挥？”一个个疑问闪现在张兴钤的脑海里。反复琢磨后，他把人员召集起来，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咱们每次试验都准备两套以上的试验件，为什么不从这些备用品入手，做做试验，看看放松公差会带来哪些影响呢？”这一想法得到了广泛支持，大家立刻着手试验，很快就解决了原子弹小型化后的系统最佳公差值问题，既降低了生产工艺的难度，又不影响原子弹发挥正常效能。
张兴钤（左）在实验室（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
经过反复试验和计算，至1965年6月，张兴钤带领研制人员成功完成了原子弹装置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和引爆控制系统原理设计，解决了小型原子弹头配装中近程地地导弹的技术。
二、“子弹”调整好了，“枪”呢？
这边厢，二机部九院的“子弹”搞得有声有色，那边厢，国防部五院在“枪”的研制方面又进展如何呢？
虽说我国在1960年就成功试射了“东风一号”导弹，然而，“东风一号”由苏联的“P-2”导弹仿制而来，是采用液体发动机的近程导弹，它射程近、推力小，面对重量较大的弹头，显得力不从心。研制新型中近程导弹的任务迫在眉睫。
在钱学森的带领下，五院开始对“东风一号”进行全方面的改进。想提高导弹的射程，自然要在发动机上下一番苦功夫。研制人员将发动机的过氧化氢供应系统从挤压式改成泵压式，对液氧箱的结构和启动方式做了优化，还增加了推力室喷管的延伸段，从而使发动机的推力大幅提高，工作时间也延长了近40%。
在任新民、黄纬禄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坚守下，历经多次失败后，“东风二号”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迎来了成功发射。
“东风二号”导弹（图片来源：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网站）
不过，想护送“娇小姐”上天，“东风二号”还需要做出相应的技术调整。除了在发动机推力上要更进一步，还要给“娇小姐”提供舒适的环境。为此，人们在导弹的弹头内部设置了密封舱，把原子弹密封起来，以达到缓冲减震的目的，密封舱内还安装了空调，使温度和湿度保持在最佳状态。
三、万无一失？这是个问题
“子弹”有了，“枪”有了，二者的配合问题也解决了，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往哪儿发射呢？美国和苏联都是在海洋中的无人荒岛上试验，中国呢？
当时我国没有海上测量条件，很难开展海上试验，况且出于保密的考虑，也不宜在公海核爆。在审慎地商讨后，从中央领导到一线科研人员都不得不接受一个无奈的事实：原子弹只能朝着中国本土发射！而且发射点和弹着区没得选，只能在酒泉基地发射，在罗布泊降落。
曾经的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场所（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尽管西北人烟稀少，但导弹飞行途经区域仍有不少人口聚居区。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周恩来寝食难安，马上找到钱学森等人了解情况。一见面，周恩来就关切地问：“学森，我总是不放心，怕导弹掉下来。你们有多少成功的把握？”钱学森答道：“总理，大家都认为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周恩来说：“你们‘两弹’结合的工作要坚持一个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周恩来与钱学森（图片来源：人民网）
话音刚落，一个声音传来：“万无一失？我办不到。”在场的人瞬间将目光聚焦在一位略显冒失的中年人身上，发言的正是“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谢光选。他毫不在意众人的目光，继续说：“导弹发射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一是技术水平不高，二是存在人为原因。”周恩来笑道：“什么是万无一失？你们把能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那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谢光选听罢，稍稍放心了些，说：“总理，我们做过计算，导弹飞行失误落入人口聚居区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六，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低，我们的导弹是安全的。”周恩来轻轻地点了点头：“你们要保证导弹掉不下来，万一掉下来，原子弹也不能爆炸。”
谢光选院士（中，图片来源：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网站）
从北京回到基地，所有人都没闲着，大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挑选最好的仪器和组件用到“两弹”结合上。经过多番测试，上万个零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钱学森（前左4）在发射场查看导弹的液氧补加装置（图片来源：文献[3]）
1966年10月27日9时整，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东风二号”载着核弹头腾空而起，按照预定程序上升、转弯，向着西方浩浩荡荡地进发了。9分钟后，遥测设备传来好消息：核弹头在预定弹着区上空569米处成功爆炸！现场立刻充满了欢呼声，所有人都激动万分。
1966年10月27日9时，核导弹点火发射（图片来源：文献[3]）
面对中国“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西方媒体无不惊叹：“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的确，“两弹”结合使泱泱中国终于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具备了真正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彻底结束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此后，我国相继发展出多种型号的战略及战术导弹，如今，人民解放军在装备现代化建设上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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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