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文以载道，而最能表现明末大儒黄宗羲人品的当属其骚体长篇《避地赋》。作者从其父黄尊素因反对魏忠贤而被害写起，描写自己于明亡前后数十年间流离转徙之情景，视野宏阔，笔势雄放，既具自叙性质，又能以小见大，折射出明清之际风云变幻的时代光华，正如浦起龙在其著作《读杜心解》里所说“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在《避地赋》里，黄宗羲还叙述了东渡日本的路线、情景和感想。谈到由于日本当时“销兵忘战”，“粉饰隆平”，“风俗侈汰”，而致使东行毫无成果，不得不“返旆西行”。
由于当时明朝政府摇摇欲坠，于是，后世很多学者认为黄宗羲此次东渡日本的目的不简单。
那么，黄宗羲东渡日本真的是去借兵吗？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大儒当时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吧。
1644年（崇祯十七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朝。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同年四月，黄宗羲追随刘宗周前往杭州召募义军，反清复明。一个月后，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为帝，史称南明弘光政权，刘宗周被任命为任左都御史，黄宗羲也随行到南京。不过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挤压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修怨报复，编造《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据《留都防乱公揭》上的名单大肆捕杀复社志士。黄宗羲与顾杲也被捕下狱。幸好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有意拖延审讯。次年五月，弘光政权被清军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但是，这仅仅是黄宗羲“半生滨十死”艰险岁月的开始。
之后，黄宗羲追随鲁王政权流亡舟山海岛继续抗清斗争。失败后,原想在化安山隐居,谁知康熙元年化安山丙舍连遭两次火灾打击,迫使黄宗羲改变想法,出山谋生,其儿子黄百家《担书行百韵》里所描绘的“原弃辞世路,甘守木石终。何期岁逢辛,出禧妒祝融,因之事愿违,强走红尘中”,就是指此事。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获知后随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同年冬天，鲁王派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
南明使团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后，乞师却未成，只好失望而归。
不久，黄宗羲就离开行朝，隐居家乡，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往来密切。
可见，黄宗羲东渡日本真的是去借兵。
但是为何正史却无记载呢？
这主要还是出于两点考虑。
首先，我们知道明朝中末期倭寇海盗横行，后来被明朝军队扫除了。而现在大明却要请求倭寇帮忙，这确实有失“天朝”身份。加上人家倭寇之前被你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又来求我，还窝着一肚子火呢。
其次，鲁监国政权对于“乞师”之举曾引起很大异议，兵部尚书余煌指责黄宗羲向日本“乞师”“为吴三桂乞师之续”，黄氏等人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他指出：“尽忠义士，苦思穷计，俱出于万不得已，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真书生之见也。”（《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
出于这两点，正史没有提及黄宗羲东渡日本请求借兵的事。
后来，黄宗羲看到清朝统一中原势不可挡，复明无望时，只能忍痛隐遁著书，思考明亡之因。同时，他还开坛授徒，让学徒参加科举，为生民立命，以达济世安民之心。
但是，黄宗羲的这些做法受当时反清复明人士猛烈抨击，甚至他的很多至交都与之绝交，如吕留良，可见其内心是多么的孤苦。
康熙开博学鸿儒科，广征天下名士硕儒入朝为官，黄宗羲却坚决以死明志，才躲过此劫。
临终前，这位明朝遗老在遗嘱里要求裸身散发入石棺，以求尸身尽快腐烂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