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6年（宋靖康元年），中原大地爆发“靖康之乱”，使得五代后复苏和发展的中原经济、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
这年一月，刚继位的宋钦宗赵桓，继续向金国乞和，并送上人质康王赵构。但是，不久金兵就过黄河，局势十分紧张，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竟主张弃城而去。
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
钦宗十分感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刚上任就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同时，他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钦宗随即又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主持首都东京城的防护事宜。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
这时，两支劲旅来自西北边境，即由老将种师道率领的熙河经略姚古和他的儿子姚平仲、孝凤经略种师中等军队，因京师战报十万火急，种师道、姚平仲先率十万大军抵达。
由于种师道是当世名将，又带劲旅勤王，钦宗随即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实抚京畿、河东、河北；姚平仲任都统制。一句话，就是把京城外的军务全交由他们掌管了。
这样一来，李纲主内，种师道主外，为大宋筑起两道坚固的防线。
种师道和姚平仲两人都出身于西北军门世家。种师道的父辈种古、种谔和种谊在西北与西夏人的长期拉锯战中，战功赫赫，被关中百姓称为“三种”。而种师道自己也久经沙场，战功卓著。
姚平仲的祖父辈姚兕、姚麟和“三种”同辈同名，也是令西夏人胆寒的名将，被关中百姓称为“二姚”。
当时的种师道已年近七十，本已退休在家，钦宗由于被金人的进攻吓怕了，这才再次紧急启用他；而姚平仲年方三十余，小有名声。
正当种师道、姚平仲等积极备战时，却出现了争执。
按种师道的打法，正如他对宋钦宗所说的那样：“金军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我们只要坚守营垒和京城，遏制金军攻势。少则半月，多不过一月，勤王之师大集，特别是西北姚古（姚平仲之养父）和种师中率领的精锐之也将赶到。而那时金人粮草肯定将尽。若金人退兵，我军可尾袭；金人若不退，我军数倍于敌，也可一鼓而歼之了。”
可是，年轻气盛的姚平仲“恐功独归种氏，忌之，乃以士不得速战为言”（《宋史?姚古传》）。
当然，即使双方坚持己见，宋钦宗还是会支持老将种师道的，毕竟姜还是老的辣。
不过，此时一个人的出现，让赵桓改变了注意，他就是李纲。
实际上，李纲也急于求战，以打出一个新局面，振奋人心，“伯纪（李纲）命大将姚平仲谋劫贼营，虏先为备，初出师，以为功在顷刻，令属官方允迪为露布”（《玉照新志》）。
很多读者会感到疑惑，说像李纲这样的军事家，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啊。
其实，正因为当时的宋军具有十分强大的优势，李纲才犯了骄兵必败的路子。
据史料记载，当时东京城内外宋军总数已达二十万，而金军不六、七万，宋军三倍于敌，还有什么可怕的！
不仅不用怕，还完全可以痛击敌人，打一个大胜仗，一洗宋军在河北屡战屡败、骄横的金人在都城下逼我大宋签城下之盟的耻辱！
当然，李纲的这种心态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偷袭计划必须周详，且要保证万无一失。
于是，二月初一，姚平仲亲率七千人发起对围城金军主营所在地牟驼岗发起夜袭。当时的宋军，志在必得，殊不知此消息早在三日前已被金人探报获知，结果大宋全军溃败，主帅姚平仲也下落不明。
关于姚平仲的下落，据史书记载，当天夜里他骑着一匹青黑色的骡子逃命，一昼夜跑了七百五十里，抵达邓州才敢吃饭。之后前往长安，想在华山隐居，又担心离皇帝太近，又到青城山上清宫。仅住一天又到大面山，走了二百七十余里，估计采药的人都来不到这里，于是放走所骑骡子，找一个石洞住下。
据说当时朝廷也曾多次下诏搜寻他，都没有结果。直到乾道、淳熙年间，他才到了丈人观道院，向世人诉说以上自己的经历。
那么，一次小小的败仗，为何会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会逃跑的将军呢？
梳理这段“无头案”，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才使得当时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这有什么要紧呢？
要知道，李纲可是当时的主战派，得到大宋多数民众的支持，他的下台意味着主战派的下台。
当时消息传开后，全东京的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
姚平仲认为是自己的过失，才致使李纲罢官，可能觉得无脸见世人，才躲起来的吧。
实际上，不久之后，迫于民众的压力，宋钦宗还是再次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
可不久又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
李纲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