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想法会毫不费力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为什么这些想法常常误导我们？
“所有人都有认为世界应该符合自己的认知的倾向，一旦世界和我们的认知不符，我们就需要思考为什么会不符，而多数人死都不愿意动脑子。”1925年，著名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写下了这段话。
如今，人们对热搜、假新闻、毒鸡汤的偏爱，表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愿意思考。明明人类以善于思考而区别于其他物种，可这种懒得思考的习惯是怎么来的呢？事实上，思考有着昂贵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所以我们的祖先在大脑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进化出了一系列认知捷径，这些认知捷径可以快速地帮助他们在危险的原始世界里生存和发展。问题在于，现代社会环境与原始社会非常不同，这些毫不费力地冒出来的惯性思维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进化产生的思维陷阱，而避免它们的第一步是识别它们。
化友为敌的零和思维
小时候，兄弟姐妹们经常会为谁吃鸡腿谁吃鸡翅而争吵，即使成年后，我们也对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非常敏感。这是根植于我们脑中的零和思维造成的。在经典的零和博弈中，资源有限，而你的损失是我的收益。虽然生活中的许多情况都遵循这一规律，但并不是全部。不幸的是，人们常常会因为脑中冒出的零和思维，在不存在任何竞争的情况下挤兑他人，不但错失了合作机会，还可能化友为敌，带来非常不愉快的后果。
加拿大神经科学家丹·麦根认为，我们会有零和思维，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群体中，像食物这样的资源很有限甚至经常是稀缺的，所以一个人有食物意味着另一个人没有。然而，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
国际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与国之间的条约通常被设计成是双赢的：发生的贸易越多，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就越多。这一理论的基础是“比较优势”，即每个国家都有以较低成本高效生产某样产品的优势，一个国家通过贸易和另一个国家交易彼此的优势产品，便能达到双赢。然而，人们很难相信一个在交易中“赢”的外国合作伙伴不会导致我方的损失，这也是自由贸易在政治上不受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当然，有时候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对一些人来说，自由贸易真的是一场零和博弈，即使国家受益，GDP增加，个人利益依然有可能受损，比如当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进口质量更好还更便宜的鞋子时，进口国之前做鞋子的人可能就会失业。
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外来人口问题上：在一个大城市里，如果好学校的招生名额、专家医师的预约以及“学区房”都已经供不应求，那么大批想要这些东西的外来者将会进一步挤压供给。所以通常大城市的人都会排外，虽然这些外来人口实际上为当地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说明，不但区分零和和非零和的情况是困难的，即使一件事能达到双赢，说服人们相信也很困难。一个人需要付出什么往往是直观而容易量化的，而所能得到的回报却具有不确定和难以量化的特征，所以人们在需要付出时很容易感到不安。不过，只有先意识到自己的零和思维可能是错误的，才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社会关系。
幼年时期的错误世界观
人们常说，孩子们玩起来就像小科学家，他们热爱假设，并做各种试验，通过分析结果相应地修正自己的世界观。然而，大多数孩子得出的结论都是伪科学，当他们进入学校的时候，脑子里充满了这些伪科学，而教育的工作——尤其是科学教育——就是让真正的科学取代我们幼年时期自己得出的错误世界观。可惜的是，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行不通，即使是那些后来成为科学家的人，教育对他们的改变也只成功了一部分。怪不得这个世界充满了伪科学。
这种幼年时期我们自己得出的世界观，也被称为“天真理论”，这些理论在几乎所有科学领域都有记载。例如，在生物学中，年幼的孩子常常把生命与运动混为一谈，把太阳和风看成是活的，而树和蘑菇却是“死的”。另外，他们还容易把一切都理解为是有主观目的的：鸟是为了飞翔而存在，岩石是为了让动物磨爪子而存在，雨是为了花儿能够喝水而落下来……在物理学中，孩子们认为热是一种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物质，太阳从天空的一边移到另一边，等等。仅仅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这些想法的存在并不会造成什么麻烦，然而它们并不科学。
孩子们会坚持他们的天真理论，当他们遇到复杂概念时，他们会更加坚持自己的理论。例如，许多人直观地认为进化是一种有目的的力量，它努力赋予动物和植物生存所需的特征，所以长颈鹿的长脖子是为了吃到更高处的树叶才进化出来。而事实上，进化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长颈鹿脖子长才能生存下来，脖子短就被自然淘汰了而已。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鲁·施图尔曼认为，天真理论可以被更科学的世界观所压制，但不能被根除。他的团队通过向人们展示关于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陈述，并要求他们说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错误的，从而揭示了天真理论的韧性。这些问题中，有些是直觉上正确但科学上错误的，例如“火是由物质组成的”；另一些则是直觉上错误但科学上正确的，例如“空气是由物质组成的”。就连做了几十年科学家的人，在处理直觉上错误但科学上正确的问题时，也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思考。
许多人年纪越大会越像小孩儿，尤其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对他们的科学知识测试也表明，随着他们大脑高执行功能的下降，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回归到天真理论中去。也就是说，科学的思维来之不易且容易丢失，因此说服大多数人相信自然选择、气候变化和疫苗接种的有效性，会永远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傲慢与偏见
我们天生就会通过外表来判断别人，在出生后不久，婴儿宁愿看人脸而不愿看其他东西。当婴儿1岁以后，会变得更有眼光，比那些看起来有点狡诈的人，他们更有可能爬向友善的面孔。而当我们成年后，我们是快速判断专家，在看到一个人的脸仅仅十分之一秒后，就会得出关于他的性格和地位的结论。通常来讲，人们认为娃娃脸的人更值得信赖，而棱角分明的下巴意味着更强的领导力。
从社会意义上讲，能够快速评估一个人是敌是友是帮助我们生存的重要信息。但问题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错误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苏珊·菲斯克的研究表明，我们本能地根据我们是否认为他人会与我们竞争资源，以及他们是否有地位来帮助或伤害我们，来对他人进行分类。这些社会刻板印象会触发情绪反应，并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们对他人的分类有四种：
高地位的竞争者，例如富人和专业人士，会引起嫉妒；
低地位的竞争者，例如福利接受者，无家可归者和移民，会引起厌恶；
低地位的非竞争者，例如家庭主妇、老人和残疾人，会引起怜悯；
高地位的非竞争者，例如成功的丈夫、亲密的盟友，会引发自豪。
从历史上看，许多种族灭绝者都被导向了将对方划分进高地位的竞争者一栏，因强烈的嫉妒情绪作祟，而做出了有违人性的事情。另外，即使我们可能会同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却会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做出反应；我们对自己所属的群体感到骄傲，也可能会衍生出裙带关系。
摆脱这种进化陷阱的最好办法是真正去了解别人。比如共同合作完成一个项目，在合作中依靠别人，会迫使你超越简单的第一印象去了解对方。记住不要相信社会刻板印象，因为甚至我们在评判自己时也是不准确的，更何况随意去评判他人。
抱大腿心理
不用说在路上遇到马云，你会有多么激动了，在网络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喊他“马爸爸”。当我们有机会面对面和名人、高官交谈时，我们通常都会点头哈腰地与对方握手，除了尊称对方为“您”，还会想方设法表达我们的仰慕和尊敬，虽然这样做对方其实可能并不会为我们付房租或者让我们升官发财，但是，我们总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
理性地思考一下，叫马云爸爸对自己的爸爸来说公平吗？叫王思聪老公，你的老公会怎么想？他们为你做了什么，得到你这样的礼遇？事实上，虽然你之前见都没见过他们，他们也并没有为你赚钱养家，但确实他们是人类社会中有支配性的个体，并且拥有我们普通人所没有的东西：威望。而这种威望，可以让我们面对他们时变成傻瓜。
根据生物学家的说法，这种“威望偏差”是人类认知的进化特征，可以追溯到我们游牧民族的祖先。人类是社会学习者，这意味着我们会模仿别人的行为，复制成功人士的有用的生存的技能。拿狩猎技能举例，要学会狩猎就要与擅长狩猎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触，但又不能让他们感到不安。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他们致意、帮助他们、歌颂他们的美德，使他们更能信任你，更愿意帮助你。我们的祖先通过抱成功人士的大腿，得到了更多生存和繁衍的机会。因此，自然选择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偏爱马屁精的。
但是，抱大腿的本能在现代社会中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现代社会不但有真正有钱、有能力、有威望的人，还充斥着那些买“水军”“五毛党”而让自己显得有威望的人，也就是说，装腔作势的骗子越来越多了。许多人在看直播时看到别人打赏的很多，自己也跟着打赏，就是本能的抱大腿心理在作怪，而实际上其他打赏的人可能只是托儿。
威望对人的思想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以至于等级制度的建立和延续有时难以抗拒。科学实验证明，人们更容易理解有明确的等级秩序的社会状况，并且他们表达了对等级制度的偏好，即使他们是在等级的最底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多加思考，更有眼光地选择哪些人值得我们抱大腿。
拉帮结派
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并不是一个足球迷，但他曾经却被一场足球比赛吸引住了。吸引他的不是比赛本身，而是双方球迷之间的争斗，这场争斗直接导致了比赛在半场结束前被取消。是什么让人们如此疯狂地对待一场可以说本质上毫无意义的足球比赛？
1977年回到英格兰后，莫里斯成为了牛津联队的一名董事，因此他可以密切观察足球文化——球员、教练，尤其是球迷。4年后，他发表了自己的结论，认为足球比赛本质上是个拉帮结派的活动。每一个足球俱乐部都是一个部落，有自己的领地、长老、医生、英雄、步兵、服装的模式、盟友和死敌。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进化本能的现代表现。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个部落里，他们经常与邻居们发生冲突，但偶尔也会和邻居们结成联盟。部落由准备为公共利益而战的人组成，这些人聚在一起更有竞争优势，于是更容易在自然选择中生存。所以，现代的我们会本能地、发自内心地认同拉帮结派这种行为。
帮派的产生和帮派间的敌意非常容易形成。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马扎费·谢里夫将22名男孩带到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国家公园。这趟旅行表面上是一个传统夏令营，但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学实验。谢里夫将这些男孩分成两组，每一组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两组男孩分别被给予合作执行的任务，在合作中，他们迅速地发展出了等级和文化规范。而周末的时候，谢里夫为两组男孩安排了一段短暂的会面。结果，敌对情绪很快就爆发了，两组男孩相互辱骂，掠夺土地，夜间偷袭，焚烧对方的旗帜，最后甚至发生了斗殴。直到谢里夫为双方虚构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时，敌对行为才结束。
从那以后，无数的实验揭示了人们是多么容易划分“我们”和“他们”，哪怕是随机分配的不同颜色的T恤都能做到这一点。
在现代世界，拉帮结派可以是一种有用的激励力量，例如研究同一问题的科学团队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思想更多地演化出了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如果无法避免拉帮结派，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变化的。竞争对手的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可以为国家队结成联盟，那么在其他领域里也是一样，你的对手往往可以和你结合成更强大的帮派。
宗教信仰
在古代社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某种神。即使在今天这种科技发达且物欲横流的时代，无神论在全世界仍然不占多数，而即使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很容易被超自然的想法所折磨。相比之下，宗教信仰似乎是直观的。
认知学家们说，似乎我们体内生来就有一个空洞，是专门留给神的。因此，当孩子们遇到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发现宗教是可信的、有吸引力的，而这个空洞很快就被宗教文化的细节所填补。当人们被告知有一个无形的实体在监视他们，干涉他们的生活，并通过道德来判断他们的一生，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
“认知副产物理论”认为，宗教信仰是认知技能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副作用。人们很容易假设所有事件都有原因。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黑暗中沙沙作响的可能是风，但也可能是捕食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反正逃掉并活了下来了的人传递了自己的基因，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从风中逃跑的，还是从捕食者那里逃跑的。这种未知，创造了鬼神。
而“心智理论”认为，宗教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出他人的精神状态和意图之类不能表露在身体上的内容，这对群体生活非常有用。同时，宗教也承载着人们的不安全感。无论是失去控制，还是发生意外，都会有人在更高的地方守护着你，就连死亡也不是生命的终结，这些想法能给人的心灵带来莫大的安慰。
甚至有人认为，宗教是文明的钥匙，是社会的粘合剂。它能使一大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这是其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但如今，宗教的弊端更加明显，冲突、偏见和恐怖主义都是以宗教的名义发生的。随着无神论的兴起，我们有可能通过理性的思考来推翻我们根深蒂固的宗教倾向。不过，这需要我们多动动脑筋。
我们都喜欢复仇
无可否认，复仇是道美味佳肴，我们对它充满了渴望，一旦我们报复了令我们不快的人，我们的内心就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根据剑桥大学的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的研究，大脑扫描揭示了复仇过程的神经回路。最初的羞辱点燃了大脑的情感中心——杏仁核和下丘脑，它们告知前岛叶皮质，并由前岛叶皮质来评估你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如果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前额叶皮层就会开始计划并实施复仇。事后，大脑的愉悦中心——伏隔核会开始行动，判断复仇的结果是否令人满意。
复仇似乎是人类的普遍特征。一项对10个狩猎采集族群的研究发现，他们都有复仇的文化。在所有的社会中，“以牙还牙”的观念似乎根深蒂固，惩罚通常与对方所犯的罪行大致成正比。
以前，科学家们把复仇视为一种病态，并试图找方法来推广宽恕。而现在，科学家们更愿意把复仇看作是一种本能的认知特征，是为了润滑社交互动而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伤害你的人施加惩罚的欲望是有道理的，因为别人对你犯下的最初的错误是无法纠正的，而复仇是一种社会信号，会让别人仔细思考要不要再次伤害你。
即便如此，复仇也很容易陷入冤冤相报的循环，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所以同时，我们也进化出了宽恕的本能。进化心理学家把复仇和宽恕看作是同一种认知工具的两个部分，当复仇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的时候，彼此的宽恕就会随之而来，社会关系也会被重置。
在现代社会中，复仇的权利通常由国家和法律来执行，法律可以精确地计量惩罚到什么程度算是合理地复仇。不过，很多人还是喜欢自己动手，复仇是全球20%的杀人案的原因，也是恐怖分子的主要动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无论复仇的滋味多么美好，它都是我们需要尽力避免的一道菜。
我们都爱编故事
每个人都喜欢美好的故事，以至于我们的大脑一直在不停地制造它们，而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种编故事的习惯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有时会让我们变得愚蠢。
在痴呆症中，人们用编造的故事来填补记忆中的空白是很常见的。更普遍的是，当我们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与我们的内在认知和感觉不相符时，我们就会产生混淆。这似乎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特征。想象一个场景：有人让你从两幅图片中挑选出一幅你更喜欢的，却背着你把选出来的图片换成另一幅，然后再让你解释为什么你最喜欢它。你可能会以为，你当然会指出自己喜欢的图片被掉了包，但是当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做这个实验时，人们通常不会指出掉包这件事，而是会对研究人员给他们的错误图片进行解释，说出自己为什么更喜欢这幅图片。
美国加州大学的迈克尔·加扎尼加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首创了一项关于大脑虚构故事的研究，他将大脑编故事的这部分称为“解释器”。他认为解释器会在我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将来自大脑不同部分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并基于我们的潜意识处理这些信息，使我们最终的决定对我们自己来说合理化。当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我们的期望不相符时，解释器会编出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的故事，从而填补期望落差。
人们时常发现，接受不符合自己世界观的信息是如此困难，所以我们不得不进化出这种不让自己陷入迷茫和恐惧的功能。我们从连接不同的信息点中获得乐趣，创建简单的故事来解释我们复杂的世界。这种能力有助于发展人类一些有益的特性，如好奇心、科学和艺术。但它也会导致我们得出许多不科学的结论，由此，也难怪我们如此容易相信宗教，并受到阴谋论和假新闻的影响。
相对于认真研究和思考，显然编造个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故事更为容易。对抗这种妄想思维，我们可以不要急于下结论，时常质疑自己最初的想法，并考虑对事物的不同解释。换句话说，避免草率的思考，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