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丹纳说的“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使他得到一个强烈特殊的印象”，在余秋雨想去的地方当中，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即人文山水是给作者的印象最深刻的。
这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以及它的长期熏染造成余秋雨的这种特别情绪，令他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些景物给了余秋雨深深的刺激，他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象傻瓜一样木然伫立，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
当客观存在的事物引发并冲击着作者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又必须向外倾诉的时候，作者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对历史的回首不外这两大方面，一是光辉，一是苦难。这两条线交织拧在一起便构成整个历史的沧桑感。在余秋雨看来，“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引发出人生沧桑感”。
跋涉于山水历史之间，也似游历于人生回忆之中。英国现代作家艾略特指出：“文艺作品表达情思的唯一方针，是寻找一个客观投影。也就是说，一组事物，一个情境，一连串的事故，都会是表达情思的公式。于是，当这些感觉经验以外的事物出现时，那个情感便被引发出来。”
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他的“客观投影”并不是历史的光辉历程，而更多的是它的苦难历程。而这些现实的文化苦难历程一旦与余秋雨的苦难意识相交揉，他的整个特殊情感也就被引发出来了。他曾说过：“当我们发现并凝视身边的这些具体问题时，不能不一次次为人类的整体性尴尬而震颤，为人生的脆弱无助而叹息，为世界图象的怪异而惊诧”。
可以说，余秋雨的苦难意识是在接触民族文明苦难的同时产生的。在九十年代前的不少文人学者，他们的怀古凭吊诗文，大多是借某事某景某人来抒发自己的个人的情感。
然而，余秋雨在游历后的所感所想却是突破了“小我”的写作风格，把整个情感定位在大民族的角度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