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为了奠定艺术真实的基础，从多个层面截取了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风土人情、历史人文、万里河川，无一不可入题。
《西湖梦》里提到：“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因为苦难，“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
然而，在苦难之中，“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他们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因为苦难，他们“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然而他们“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面对中华民族的苦难以及知识分子的苦涩经历，余秋雨毫无掩饰地一一道来，却又在苦难的背后从容的看到，只有拯救人们的文化良知，健全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中华的文化，民族的文明才会从苦难中走出来，才能面向世界。
其实，归根结底，它更多的是呈现了一个民族的根的意识和根的精神。这便形成了余秋雨独特的苦难美学。
可见《文化苦旅》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成功尝试。或许，在中国当代散文中，《文化苦旅》还称不上为上乘之作，不过其为中国当代散文领域，开垦了一块崭新的土地，并提供了恢弘壮阔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