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发展,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降临之时,真善美作为人类精神生命的三态显现,则开始出现了反理性、反伦理、反审美的态势,用福柯的话说“人死了”,残留下来的,只是当代科技文明“复制”出来的一具躯壳———“欲望结构”的载体。这便是“美学”作为一种“总体结构”的历史行程和轨迹。
“作者之所以必须把‘美学’作为一个‘总体结构’来研究,目的是为了将‘美学’融进人类精神生命的本体论结构的神圣框架中去———‘美学’不只是‘美学’,它更是人类文明本体论涵义上的精神生命,是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性命之学’”。如果说,当年黑格尔所谓“恶”曾是历史发展的杠杆,那么现在的“恶”,则今昔难以比拟了。“刘士林沿着真善美的‘逻辑—历史’二维图式,依次回到轴心时代,回到原始诗性智慧中去,找回那使人类历史得以存在的‘苦难智慧’。唯有这‘苦难智慧’的母体‘秘方’,才能挽救当代人类的灾难”。
刘士林从纯哲学层面阐释了他的苦难美学，而余秋雨却从文学的角度来诠释他独特的苦难美学。
如果说叙述中华文明的流失和知识分子的苦难代表了余秋雨对苦难的肯定，那么对苦难的正面描写则体现了他对苦难的深入诠释和思考。
而作者对知识分子苦难的正面描写同样也是想阐释着他对苦难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