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周王室无力控制诸侯国，齐、晋、秦、楚等大国实力不断膨胀，争霸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特征。而以鲁、郑、宋、卫为代表的中小诸侯国则不得不在大国争霸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当时的形势就是王权旁落、大国争霸、小国图存，诸侯国间外交活动越来越频繁，也由此衍生出了许多精彩隽永的外交辞令，记载在《左传》里。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左传》这本书。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共255年内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贺循将其评价为 “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可见其地位之高，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本文只讨论其独特的外交辞令。
《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逻辑之谨严、道理之明晰、辞采之华瞻、委实让人叹为观止，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至今仍有很多借鉴意义。
在《秦晋殽之战》里，秦军在盂明、西乞、白乙的率领下在过周、滑时, 恰好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弦高明白秦军意图后，急中生智, 送牛犒师, 并用略带欢迎的口吻说出了弦外之音:“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 敢犒从者。不腆敞邑, 为从者之淹, 居则具一日之积, 行则备一夕之卫。”
弦高的这番“外交辞令”，既没有以言语冒犯强秦，又达到了向秦提出警告阻止其向郑进军的目的。表面在犒劳秦师,其实是在警告秦军休要轻举妄动；表面是说为秦师提供粮草,做好保已工作, 其实是告诉他们郑国已经作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
郑穆公获知秦军来伐后,随即派使者前往客馆看望秦客，名为探访，实为试探。使者见秦客早已收拾好车子,将兵器磨利,马匹喂饱后, 郑穆公又派大夫皇武子去客馆辞谢秦客。
皇武子用挽留式的语言对对方下达了逐客令:“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
这一番绵里藏针、巧揭实质的辞令，表面热情好客, 实际表示对他们的无限憎恶。
最后，三个秦客都深知阴谋已败露,只好逃回秦国。
这种外交手法也可借鉴在同别国有领土之争的情况下，如南海诸岛，就可以借鉴以上方法。
既要有礼的表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固有领土，又要表达出我们维护我们的国土的坚决态度，绵里藏针，柔中带刚。既不失邦交之礼仪，又不影响国威。
再如《烛之武退秦师》，烛之武出使秦国，用意显然是为了维护郑国的利益，但他却在对秦晋郑三国间的利害关系作具体分析时，先把郑国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他这种不用秦晋攻打就知道郑会灭亡的表态，便于其分析郑亡后秦晋的利害关系。之后替秦国“展望”郑亡以后到底有没有实际利益：“越国以鄙远, 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主薄也”，做出保郑对秦有利无害的结论：“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供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又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从秦、晋两国的历史关系说明晋国曾对秦国过河拆桥, 忘恩负义, 并做出推论: 如此贪得无厌的晋国, 灭郑之后, 必然要进犯秦国: “若不阙秦, 将焉取之?”
他就是要让秦穆公感到帮晋灭郑对自己不仅无益, 反有灭国之险,随即停攻郑国,与郑国订立盟约。晋国被孤立，看见秦师退后也不得不撤退。
在当今“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微妙的，特别是政治、思想制度都不同的情况下，想要处理好与他国的关系，充满挑战。反观烛之武的做法，换位思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左传》中的外交说辞在军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出色的外辞令无疑为战争的胜利加大了筹码。
我们可以学习这种语言和技巧，古为今用，在复杂的局势中发展春秋行人的辞令责以大义，拆散敌方联盟，留足谈判余地，维护国家尊严，壮志犹冲斗牛，展现华夏国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