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民间和媒体的揭露与曝光，“精日”这个以前不大被人知晓和关注的群体被暴露在阳光之下。他们那些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恶劣行为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更有政协委员为此特意提出立法提案。
一般认为，“精日”这种对其他国家的盲目崇拜是源于对自己国家的文化缺乏自信和认识，对双方的国家和国情都缺乏了解所导致的。正是因为缺乏认识，所以才会盲目地从表面上去模仿其的行为和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中，只要亦步亦趋就可以达到和模仿对象一样的高度。而网络时代，让这类思想有问题的人获得了聚齐在一起搞事情的机会。总之，他们的思想是可笑和可耻的，他们的行为是愚蠢和危险的。
在历史上，这种盲目崇拜其他国家文明的行为并非个例。许多今日的“精日”所不了解的是，他们所盲目崇拜的日本，也有一段漫长的“精中”历史。这也是今日之日本学者都不愿谈及的黑历史。
众所周知，日本自古以来都崇尚中华文明，遣唐使的故事广为人知。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可以称之为一定程度上的“精中”了。在大化革新当中，日本确实学到了不少中华文化的精华，但也盲目地照搬了一些并不适用于日本的体制和制度。其中代表性的就是税收方面的“租庸调”制度和“防人”制。
“防人”制就是将国家的农民征调做为国家常备军。但是日本的“防人”不仅要服兵役，还要自备粮草，调往他乡后一去不回，有关负担毫不减少，服役者叫苦不迭。这种盲目模仿府兵制的行为，最终导致了逃役数量大大增加，作战时一触即溃。结果，“防人制”不得不画上了句号，中央军队的垮台，使得朝廷不得不选择地方豪族和强力家族组建贵族式军队。就此，日本武家实力开始崛起，中央政府则在傀儡的路上一去不回，只能沉迷于风月连歌中，咽下盲从的苦果。
宋代以后，日本对中国亡于“夷狄”的结局十分失望，加上北条时宗时期被元军入侵的打击，日本于中国的接触日益降低。明代初年，日本对大明仍持观望态度，虽然在足利义满时期有所恢复，但不久的东南倭乱和秀吉侵朝又使天朝上国的光环褪色不少。但是宋代的程朱理学却一直深深地植入到了日本儒学之中，直到明末都一直处于统治地位。
在这些人中，最狂热的大概就是被称作“江户儒学独立之祖”的藤原惺窝了。此公崇尚中国尤甚，一直希望亲自见识一番。因为不能亲自见到大明使节，他甚至在自己的诗文中想象了一番自己与大明使臣交谈的场景。其中说道：“大明昔日圣贤所出之国矣，以予想象，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矣。”
最终，按奈不住的藤原惺窝还做出了实际行动去圆自己的中国梦。1596年，他在依中国礼节为母亲守孝三年后，从京都乘船欲往中国，却在佐贺福冈藩外海的鬼界滩遭遇飓风。他随破船漂流到了“鬼界岛”。因为幕府的锁国政策越来越严，他不愿意轻易地放弃这次机会，以至于在这座荒凉的岛上待了一年，只希望能够堵到大明使船去中国。可惜天不遂人愿，藤原兄只好回到日本。1603年江户幕府成立后，他也只好放弃了去中国的打算。
江户幕府建立后，奉行锁国政策，日本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困难。然而和平使日本的文学界愈发渴求中华文明，这一点在他们对中华书籍的收藏热情中可见一斑。1639年，幕府将军下令建造红叶山书库，在长崎港设立专门的“书物改”负责专门收集中国船只带来的一切书籍。将军自己也要亲自挑选这些图书，这些图书都以数倍的价格买来。大明朝初期朱元璋要求百姓人手一本的《大明律》也被幕府设为各藩藩主的必读书加以研习。乃至于各藩命令儒者对此加以批注，以资政用的实例不胜枚举。
至于幕府本身也保持了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其中，出力最大的就是被称作“林大学头”的幕府重臣林罗山了。林罗山是藤原惺窝的弟子，他曾服侍德川家康以降连续四代将军，担任侍讲一职。他选点过多数汉籍，并设立孔庙先圣殿，创昌平校学问所，教授旗本御家人子弟。
▲林罗山
林罗山在日本将朱子学说奉为主流，并得到了当时幕府将军的支持，这种对朱子的宣传在元禄，享保年间达到鼎盛。
在民间，虽然幕府对私下的交易百般禁止，但民间对中华书籍的热情丝毫不减。江户儒学古学派的开创者伊藤仁斋的儿子伊藤东涯在《盍簪录*文字篇》中的记录显示：日本儒林宝爱中国典籍至深，不仅识货，而且对中国藏书家其人其藏了解甚深。甚至对中国藏书家的家运世运都深有感触。文中常见“崇祯已卯”“劫灰”等字样，可见日本与朝鲜在文化上仍然对中华有着依赖之心。
▲伊藤仁斋
伊藤仁斋本人的曾祖曾到过中国，回国时顺手带走了一种中国的刨刀，后来竟然成为京都木匠们的专用工具之一。他本人一生从未出过远门，但是当通过在自家借宿的关东大儒安东省庵的弟子，拜读了安东的中国师傅朱舜水先生的文字后，竟然兴起了前往亲自拜师的念头，并对安东自愿贡献自己俸禄之半侍奉老师的行为大加赞赏。
除了儒学之外，连宗教界和上的“精中”之风也十分浓郁。1654年，中国的黄檗宗隐元禅师来日。当时的官员向井元生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僧俗奔趋，拜视隐元者，可以千数。倭僧参隐元者，悉变改倭僧风仪，诵经称名，言语礼节，饮食衣服，皆无不然。”隐元后来得到德川家纲的接见，建立了万福禅寺，死后被水尾法皇御赠“大光普照禅师”谥号。
然而，作为直接从中国原样引进的朱子学说，是一种基于中国社会体制下的学说。这种理论基础被生生搬到日本去，必然会引起水土不服的结果。当日本人对朱子学理解不深的时候还好，可是当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这种负面的影响就渐渐地凸显了出来。朱子的名分论直接构成了幕末尊王攘夷思想的基础，并随着幕府本身的扩散影响更加深远。最终，在经过吉田松阴，高杉晋作等人的完善后，其成为了推翻幕府的思想武器，更沦为“武士道”思想的基础，成为了日本走上侵略扩张之路的推手之一。
然而说到底，现在我国的那些“精日”和当初日本的“精中”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古代中国并没有对日本犯下累累血债。中日几次交锋，除了元朝，都是中国被动对抗日本的侵袭与扩张。其次，当初日本的“精中”其实是出自于学习先进文化、强大本国的初心，而现在我国的那些“精日”不过是通过种种恶劣行为，以伤害我们民族感情为代价，凸显自己的特立独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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