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大家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了。毕竟赵括一口气坑掉几十万赵军的事太有轰动效果了。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文官领兵的情况，很多文人都有着“书生拜大将”的梦想。当然，虽然明代王越那种直捣红盐池的文官领兵典范，但军事事务毕竟是需要极高专业素养和理论与实践结合，甚至需要相当天分和运气的，不是读了几本书就能上手的。其实，赵括也是将门之子，家学和理论都是有的，就是缺乏实际经验和自视过高，而且对上了白起那个杀神，才输得那么惨。但一般的书生文人可是不具备赵括的家学和理论基础的，所以书生谈兵会有很多奇葩观点出现。今天，我们就以著名的“一门三学士”，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位的苏洵、苏洵、苏辙“三苏”父子为例，说说文人谈兵的故事。
“三苏”父子可以算得上中国文化人的顶峰级别了。但另一方面，这爷仨也是红果果的军事发烧友，对行军作战、扭转颓败国势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只不过，他们的有些观点真的有点……奇葩……
苏洵
先从老爷子开始说起吧，苏洵的军事观点主要体现在《权书》一书和《几策》《六国论》等文中。要说苏洵真不愧是条汉子，他坚决反对当时一味撤退防守的观点，主张必须主动展开进攻，夺取战略要地，为此即便付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为此，他在《权书·项籍》中举了项羽和诸葛亮未能统一天下的反面例证，认为项羽巨鹿之战后应该用围魏救赵的计谋直取咸阳，不仅可解赵国之围，也不会最后将胜利果实白白送给刘邦；而诸葛亮一生谨慎，选了易守难攻的巴蜀作根据地，反而成了最后失败的根源。先不论这种看法正确与否，显然，苏洵是有点看不上项羽和诸葛亮的。
影视剧中诸葛亮形象
此外，苏洵还提出了一些观点。比如在进攻时要注意避实击虚，集中优势力量歼灭敌人，避免损失太大的攻坚战，同时作战不能贪小利，时刻提防敌方的伏击和偷袭，并且在《权书·法制》中提出“以众入险阻，必分兵而疏行”的办法，使敌人想偷袭都不知道偷袭谁。在《几策》一文中他还提出“审势”和“审敌”的主张，简单地说，“审势”就是分析敌我双方态势，以用权谋，“审敌”就是审察敌情和边情，提出御敌之策。
总之，对于项羽和诸葛亮的看法可以说是一家之言，而另外那些观点还是蛮有道理，可惜，苏洵的军事思想有个大坑：不能用间！
苏洵在《权书·用间》中写道：“兵虽诡道，而本于正者终亦必胜。今五间之用其归于诈，成则为利，败则为祸。且与人为诈，人亦将且诈我，故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苏老爷子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不要用间谍，那是诈术，你诈别人，别人也来诈你（说的好像我不诈，别人也就不诈似的），只要坚持正道，打胜仗那就是振臂一呼的事啊。
至于不用间谍，怎么知道敌人的虚实在哪里，又如何分析敌情？苏老爷子是不考虑的……这不禁让笔者想起《倭寇的踪迹》里面那句“名言”：我们是名门正派，讲究正面进攻……
相对而言，历史上契丹人的可是相当重视情报工作，甚至对宋朝占据优势。这在冷兵器研究所的《辽宋两国情报战，契丹人竟压汉人一头？》一文里有过叙述。
苏轼也无形中继承了苏洵的这一观点。他在《孙武论》（上、下）两篇中也批评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的观点，认为这样会使将领容易贪小利误大局，而且还容易破坏和谐美满的社会、政治风气。因此应该坚持”廉、静、信三原则。
苏轼
其实，孙子讲利是以一种辩证的思路来讲的。《孙子·作战篇》中就有“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之言。此处的利是指对作战全局而言的大利，是最终的胜利，为此小利就得果断放弃，“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变篇》）。苏轼对孙子的指责是不对的。而他那个认为战争用诈会败坏风气这种观点，真是让人叹息了。这种观点实在让人无法与写出“大江东去”的文豪联系起来……
影视剧中苏轼形象
其实，苏洵、苏轼批评军事作战的正当谋略，这是与当时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宋代最怕武人搞事情，大部分学者也都跟风，批评兵学思想，其中最容易受抨击的自然就是“诈”和“利”这种容易被误会的字眼。可以设想，一位将领费尽心机得胜凯旋，结果回朝就被文官参一本，说他用诈趋利，赢了也不光彩，这会对指挥作战造成多恶劣的影响？很显然，这会导致勇敢的武将更倾向无脑冲、送人头；怯懦点的武将那就转进如风了……
《上皇帝书》
公平的说，与父兄相比，苏辙的观点相对务实的多。在《上皇帝书》中，他列举了宋朝初年宋太祖的用人方略，对北方边防将领“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可以看出，赵匡胤厚待军人，使其乐于效命，刺探敌情的做法深得苏辙赞赏。辽、西夏和羌等民族作战善于突袭，目的主要在于劫掠，结果由于宋军情报工作做得好，在敌人来前就能动员起来坚壁清野，敌人捞不到半点便宜，边疆自然稳定。
苏辙
苏辙还主张边防事务应该重用土兵，削减禁军。宋朝的土兵就是地方士兵，这些人生于边疆，舍得拼命守土，又熟悉地形，战斗力往往高于禁军，兵饷相对还低，重用土兵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增强军队战斗力巩固边防。苏辙这一观点可以说与范仲淹、韩琦不谋而合，还是很有实践意义的。但就如冷兵器研究所《妻女被凌辱，二千人打不过17骑！靖康之耻究竟有多“耻”？》一文中提及的那样，他也曾提出“既然训练中赏赐比宋神宗时期有所降低，就应降低禁军日训练强度，让士兵更有积极性”的坑爹建议。
总之，三苏父子敢为天下先，为国家的前途建言献策，其精神是可嘉的。但是军事问题确实不是可以轻率对待，稍有不慎，满盘皆输，更不能被“仁义道德”束缚了手脚，不然就会陷入曹操所说“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险境地，于国于民皆是不利。总之，一句话，纸上谈兵很坑，但书生谈兵更坑……军事这事不是看了几本书就能大杀四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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