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司马迁敢于逆批龙鳞,针贬当世在于如下两点：一是他拥有进步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二是因为曾下狱受辱而生发愤报复之心。班固作《汉书?司马迁传》称其有“良史之材”“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些都是对司马迁的批判精神的认识。
其实司马迁更多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先秦士族的批判传统。
周朝尚未形成思想专制。周公试图以天道来约束君王,为士大夫批判君王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它确认了君王地位是可上可下的,让君王时时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道。这一点正是士大夫们的责任,而君王也必须认可臣下这种责任。《国语?周语上》记载了召公的话：“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替献曲,史献书,师簇,叟赋,嚎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警史教诲,眷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诗的意义在于讽谏,书簇、诵、谏等都含有对时政的批评,“传语、尽规、补察、教诲”等,都是针对君王的过失而进行的舆论监督和批判。
士大夫作为民之一员,可以代天立言,他们对君王的批评是名正言顺的,士大夫可以直接就君王本身的品德以及政令进行批判,而不必通“诗”、“曲”、“簌”、“赋”等隐晦的形式晓谕君王,这使得士大夫的批判更加名符其实,更具威力“天、民、君”的理论却确立了士大夫的批判权力,并造就了一大批敢于抗颜犯上的士大夫。
如师旷评论“卫人出其君”,“若困民之主,匾神乏祀,百姓绝望,社视无主,将弗用之,弗去何为。（左丘明《国语》）”晏婴对昏君之死也毫不同情,反而指责道：“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左丘明《国语》）”此外子产、叔向、孔子等都是这些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种变质了的夭人关系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汉武帝时的极端专制政治。
一篇《伯夷叔齐列传》正是痛快淋漓地发泄了司马迁对“天道”的怀疑：“或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此下一大段议论在当时应是惊世骇俗的,它显露了对官定天人哲学的强烈不满。
司马迁还不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政策,对那些“惧官待问”,仰承君王鼻息的士大夫,如公孙弘、张苍之类,皆不失时机地予以讽刺挖苦。他的撰史实践更是体现了他自觉的批封意识。充分显示了他的叛逆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