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朝廷派太监充当所谓的“税监”、“矿监”，分别前往各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城市进增税，说白了就是敲诈勒索。
如太监孙隆被派往苏州增税，没想到他不仅勾结协助收税的地方官僚汤莘，私设税官，擅立关卡，利用土豪劣绅黄建节、徐成等人垄断经营。
这与当时的大背景有关。
神宗亲政后，独揽大权，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尽管当时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可是皇室的费用支出也达到惊人的地步。一五八三年，御史孟一脉曾就这个问题上书神宗：“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遇圣节则有寿服，元宵则有灯服，端阳则有五毒吉服，年例则有岁进龙服。以至覃恩锡赉，大小毕霑；谒陵犒赐，耗费钜万。（《明史·孟一脉传》）”一六○三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国家钱粮征收，有正课、盐课、关课、杂课，“合此四项，方是四百余万之数，以当一岁之出”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三）。
于是，全国十几个城市同时掀起一场针对“增税”的斗争。
规模及影响比较大的要算公元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六日发生在苏州的那一次。
根据史书记载，那天在苏州城东收税的黄建节，正在向一位瓜农收税，那位瓜农没交，却哭起来，谁知还是被打了。其实该人入城时就已经交过税了，出城时买了四升米，还要交出一升作为税。一下子激起苏州民众早已生出的怒火。有一个叫葛成的人，在机户和织工经常集会的玄妙观内，集众誓神，要求大家一致行动，以他手中芭蕉扇为信号。参加者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差不多一万人参加了斗争。
实际上，太监孙隆等人在苏州做得太过了。他们在水陆要冲攫取商贩，甚至只一只鸡也要收税。又对机户牙行，广派税额，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这样一来机户杜门罢织，靠佣工为生的织工只好下岗，失去生活来源。
发动后，打死孙隆的参随黄建节，焚烧充当税官恶棍的汤莘之家。起义队伍逼近孙隆的衙门，孙隆连夜逃往杭州躲避。
不过，这些起义者不仅没有反对官府，侵犯居民利益，还纪律严明。
明朝政府很快下令逮捕参与闹事的民众。
运动首领葛成为了不连累大家，挺身到苏州府衙门投案自首。
据说被判入狱时，将近一万人自发前来哭泣相送，尊称其为葛贤、葛将军。
十年后，葛成刑满释放，已经六十三岁了，改名为葛贤。因敬仰颜佩韦等五人为反腐护贤而献身的义举而感动，他自愿在山塘街筑庐而居为其守墓。
至于“成”为什么要改为“贤”，同治《苏州府志》里给出答案：“吴人讳成名，改曰贤”。
